早年间，北京的胡同里有不少官井，各家住户自用自汲，彼此无争。后来有钱有势的人家，在自家的院儿里打井，井由伙夫管理。他们找人给他们挑水，同时也给别人送水，收取“井租”。久而久之，挑水的仗着井主的钱势成为这一片儿的“水霸”。
“文革”期间，亨得利曾改名首都钟表店，盛锡福改叫红旗帽店，同升和改叫长征鞋店。我尚是外省的学童时，从地方小报上读过一篇叫《亨得利斧影》的侦探校旱，内容已记不清了，它惟一的教育意义在于：让我很早就知道北京有个王府井，王府井有个“亨得利”。
后来移居北京，王府井是必逛的项目，走着走着，就到了亨得利钟表店门前。那一瞬间没想到别的什么，而是想起了一篇遥远的侦探校旱——亨得利果然还在啊，仿佛一直等待着我。
我有一种重逢般的感觉：这是我曾经神游过的地方。直至此刻，那篇虚构的校旱才真正完成了现实中的使命：把我引导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点。
虽然钟表店里的老板、营业员乃至进进出出的顾客，恐怕都不曾读过那篇没什么名气的校旱。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秘密。梦想中的亨得利，和生活中的亨得利，终于重叠了。而生活中的王府井，同样也证实了梦想中的王府井：并不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它是一条现实主义的街道，两侧商铺林立，人流如织。我和我的那点心思，很快就被新时代的喧嚣与噪动给淹没了。
亨得利的钟表，仍然在很刻板地走着——时针、分针、秒针，交替迈步。虽然也曾几度停摆，但并未阻挠时光的流逝。亨得利，以自己的方式为王府井的历史计时。
逛王府井，我耳畔总回响着钟表的滴答声。真奇怪，它似乎比汽车的喇叭声、商贩的吆喝声、游客的说笑声更漂亮，也更真实。我把它当做王府井的心跳，一颗古老的心在跳动。
王府井的老字号，可远远不止亨得利一家。
这些年来，我不只在亨得利买过电子表，还在盛锡福买过遮阳帽，在同升和买过千层底懒汉鞋，甚至还在大明眼镜公司配过变色镜。至于稻香村的南味糕点，更是要尝一尝的。
对于我来说，在王府井走一圈，购物并不是目的，更主要的是为了感受那古朴而热闹的氛围(仿佛在茫茫人海中用腮呼吸)，为了朝拜一系列的老字号———我的心情可比怀揣的钱包丰厚得多。
“文革”期间，亨得利曾改名首都钟表店，正如盛锡福改叫红旗帽店、同升和改叫长征鞋店。可结果怎么样呢?被摘去的老牌匾最终还是重新挂了起来。老百姓都已叫惯了，要改口是很难的。再说，又有什么必要改呢?
民国四年，袁世凯曾下令将王府井更名为“莫里逊大街”，但北京百姓没有承认它。
包括王府井也是这样。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下令将这条街道更名为“莫里逊大街”——因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治*莫里逊在路西100号（今271号）居住，而他替袁世凯当皇帝捧过场，后担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1919年以北洋政府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可王府井是绝对不属于某一个人的。虽然西方人士习惯称之为莫里逊大街，但“北京的老百姓没有人承认它，依然叫这条街为王府井大街。1948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所立的用英文书写的莫里逊大街路牌也被老百姓推倒，将其投进垃圾堆中”。(王永斌语)
北京的水井中，最脍炙人口的当数王府井，但如今它已蜕变成一个抽象的地名，不仅已枯竭，连井址都失传了。
王府井是属于老百姓的。
老百姓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至于王府井为何叫王府井，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此地曾有王府是无疑的，曾有井也是无疑的。只是王府早已湮灭，井也“地址不详”：有人说原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便道上有一口井，有人说经济日报社院内有一口井……为了开发旅游资源，有关部门确实在天主教堂隔马路的斜对角挖掘了一口井，新配置井盖与护栏，并加以文字说明。但它是否确为原始的王府之井遗址，估计谁也不敢担保。
那口大名鼎鼎的井在与人类捉迷藏。或者说，是时间在与人类捉迷藏。
大街南段西侧，尚存大、小甜水井胡同———可也只是空洞的地名，因为井已失踪。只是在史料中有相应的记载。譬如清代朱一新著《京师坊巷志稿》，言之凿凿地声明“王府街”有“二井”。
也可以讲，这一带的水井太多，反而让人弄不清王府之井究竟属哪一座。
多多益善。或许王府之井本来就不仅指一座。惟独井水之甜是无疑的。
探查大、小甜水井胡同，我步履谨慎，生怕踩破了一个梦。胡同本身，在蒙古语中即是水井的意思。北京城里，胡同之密集，亦可想见水井之众多。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被填平了，有些遭到废弃，总之大多数已名存实亡。在普遍安装了自来水设施的时代，井已成文物，抑或作为古典的象征。井已非为饮水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