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陈丹燕写出一本《上海的风花雪月》，以其缠绵悱恻的笔调吸引了众多读者。我觉得书名起得极好。风花雪月，确实是最能概括这座摩登城市韵味的形容词：“上海，曾经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曾经是个浮华璀璨的花花世界，曾经最西化、最时髦，有着最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
因为本人创作过一系列表现北京历史文化的散文，有聪明的书商找来，约写一本《北京的风花雪月》。写别的内容可以，写风花雪月，我却不行，于是我礼貌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北京没有风花雪月。非让我应酬的话，我倒很愿意以此为题写一篇文章。
北京哪来的风花雪月即使有的话，也与上海不可同日而语，没的可拼。风花雪月，堪称江南一带的专利，北方的城市在这方面毫无优势可言。尤其北京，一向是理性的、豪爽的，衣食住行方面也较粗糙，或者说喜欢凑合。绝不像会享受的上海人，张口闭口讲的都是生活质量。北京人，离精致优雅，还有一段路要走。
所谓“上海的风花雪月”，其实是一种小资情调。北京的有钱人，并不比上海少，但似乎没有谁称得上货真价实的“小资”——哪怕在外企上班的白领，好像也不太擅长或不太喜欢那一套。上海的旧家底是百年前的那座殖民色彩浓郁的大都会，“买办”文化一度盛行。譬如陈丹燕为一幅老照片所写的说明：“旧时的阳光，旧时的风，旧时的欧洲皮草的招牌广告，这是30年代的淮海中路商业街……有薄薄阳光的下午在这里逛街，这是上海绝大多数女子的享受，窄窄的人行道上，飘浮着埃及香烟、法国香水、罗宋新出炉面包和新出锅的生煎馒头的温和气息。”上海滩的半壁江山，基本上让形形色色的舶来品占领了。而同一时期，北京的王府井或前门大街什么样子呢依旧古色古香，依旧是盛锡福、同升和、全聚德、同仁堂等老字号的天下。我只是翻到一张宣武门的旧照，发现箭楼上贴有仁丹的广告，不禁喟叹：看来仁丹比炮弹更难挡得住……北京若赶时髦，是赶不上上海的。上海不仅跑得快，而且跑得早。好在老北京很自信，不爱赶潮流追时尚。
旧上海的租界面积较大，因而留下了许多欧式建筑，使某些街区显得颇洋气，典型的中西合璧。在当时的北京，恐怕只有一条东交民巷，是忍痛割舍为使馆区的，成为外国人的势力范围。清朝时作为标本陈列的西洋建筑，全集中在圆明园内，后来还叫洋人放一把火给烧光了。所以，穿梭于北京的旧街区，到处都是民风淳朴的四合院什么的，很难找到一幢年代悠久的花园洋房，很难发现一个世纪前的欧风美雨所遗留的痕迹。有人说这正体现了北京在近代史上的保守之处。我的理解恰恰相反：这叫坚持，你懂吗对某些国粹若不加以保护，那么在文化上无异于混血儿了。说实话，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看，我更喜欢不解风情的北京，原汁原味的北京。
上海人很怀念月色撩人的外白渡桥。张爱玲校旱里的男女主角，最适宜在桥上散步，展览西装领带与旗袍高跟鞋组合的花样年华。在他们心目中，这是一出东方的“魂断蓝桥”。我不禁要说点“损话”了：儿女情长的外白渡桥，能跟扬眉剑出鞘的卢沟桥相提并论吗？每看见栏杆上立有数百只小石狮的卢沟桥，我就肃然起敬，想起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由此可见，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绝对是两种风格。北京虽然没有风花雪月，但不算什么缺点。毕竟，它还有别的什么，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英雄本色嘛，也不是耍把式的，干嘛非要闹一些小花样、弄那么多西洋景。写到此处，我要求自己尽量把语气放温和些，免得读者误以为这是一篇“强词夺理”的酷评呢。其实，我不过是拿这个话题，来磨炼自己的辩论水平。
还有，上海人总对巴罗克式的和平饭店津津乐道，对于上海而言，这已算是“老字号”了，觉得那是外滩的门脸，而且里面的西餐与咖啡很正宗。北京的东长安街上，有个于1901年最初挂牌的北京饭店，可以抵挡一下。始创者是两位法国人，后转手给意大利人卢苏。1907年卢苏将产权卖给中法实业银行。又过10年后，中法实业银行将其扩建成七层高的法式红楼。东交民巷曾有大名鼎鼎的六国饭店今已不存，但北京饭店此时的规模已超越六国饭店，成为北京饭店业之翘楚。1949年被北京市军管会接管，1954年在旧楼以西建造一座八层大楼，1973年又在其东新建二十层高楼。
北京饭店接待过多少外国元首，我记不清楚了。肯定不会比上海的和平饭店少的。
我只知道，2002年2月22日，美国总统布什曾在北京感叹：“长城依旧，而中国却今非昔比。”他是第374位登上八达岭长城的外国元首。
于是我又找到一条“歪理”：不要笑话北京没有风花雪月，上海，有……长城吗？
但事实上，上海人对于生活的质量与情调，还是充满优越感的。有点轻视北京人的落伍或慢半拍。我认识几位搞写作的“上海宝贝”，来北京，慕名去泡三里屯，说是很失望：“三里屯真是徒有虚名。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