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有一个毕加索的时代。他当之无愧。
毕加索的幸运之处，在于找到了自己的巴黎。而二十世纪的巴黎也是有福的——出了个毕加索。直到今天，巴黎的放荡似乎仍然在延续，巴黎仍然拥有众多的毕加索的徒子徒孙。这桌现代主义的艺术宴席似乎尚未散去。
在大画家毕加索的身后，也活跃着许多诗人的影子。阿波里奈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毕加索周围的许多朋友都体会过“失宠”的感觉——因为毕加索是个最擅长抛弃支持过他的朋友的暴君。惟独诗人阿波里奈一直稳坐其身边的第一把交椅（那是属于军师的位置）——一直到死去，也未跟毕加索产生致命的矛盾。我们都认为，毕加索是立体主义的始作俑者，其实首次使用这一概念的是阿波里奈——在1911年巴黎秋季艺术博览会上，记者身份的阿波里奈写了一篇题目为《诗》的报道，大肆吹捧了缺席的毕加索：“参加了秋季艺术博览会的那些所谓的立体主义作品，只是些插上凤凰羽翎的鹤，是冒牌货。那些画家只是些毫无创新的模仿一个未参加展出的天才画家的作品，那位天才画家具有突出的特色，而未向任何人透露其创作秘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叫巴勃罗*毕加索。”可见阿波里奈既是立体主义的命名者，又是毕加索艺术最忠实的吹鼓手。在立体主义初问世而四处碰壁之时，阿波里奈最先跳出来为其担任辩护的律师：“所有人中情绪最激烈的是纪尧姆*阿波里奈。他认为保护到处受到攻击的立体主义是战斗，也是义务。这是事关支持一个先锋派艺术的问题。诗人阿波里奈也是先锋派中的一员，他必须在保护自己信奉的事业上作出贡献。”于是他成为了先锋派中的急先锋——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作为其主帅的毕加索本人还要激进、还要狂热。
作为先锋派的辩护者与理论家，阿波里奈一直是以毕加索为准绳的，他总是尽可能地向毕加索的立场靠拢。他的那杆笔在针对毕加索的对手或反对者时毫不客气，譬如他为了褒扬毕加索而不惜贬低马蒂斯：“马蒂斯先生充其量是个改良派，而算不上发明家。”而对待毕加索则永远充满温情。他终生都不曾修改自己的观点：毕加索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画家。于是许多人都说：诗人阿波里奈完全是画家毕加索的影子，几乎每时每刻都不曾忘记维护自己的主人的尊严。
作为一个运动的立体主义，其实是阿波里奈创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毕加索又是阿波里奈手中最重要的一件道具。因为毕加索本人认为这一运动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世人还是接受了阿波里奈的观点，不容毕加索推辞地将其奉为立体主义的领袖。毕加索自然是成功了，更为成功的是阿波里奈——他在推举一个人的同时无形中倡导了一个艺术流派。而这个流派带来的荣誉则被更多的画家分享。据伏拉明克和弗朗西斯*卡尔科说：“不久以后许多人都在思考如果没有纪尧姆*阿波里奈，立体主义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这已是对阿波里奈最高的评价。我们也会由此联想：如果没有阿波里奈，毕加索散发的光芒是否会略为减弱——至少，有了阿波里奈的摇旗呐喊，毕加索也如虎添翼。
在巴黎，诗人与画家的友谊是有传统的。最著名的是波德莱尔与德拉克洛瓦。阿波里奈的姿态不无模仿自己的前辈波德莱尔的痕迹，他把冉冉升起的毕加索视为属于自己的德拉克洛瓦——命中注定应该出现。在助其一臂之力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恐怕比毕加索还要强烈的使命感。他热爱这新时代的“恶之花”——并以保护它、浇灌它为自己的责任。他这种无私的行为同样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现代绘画对他的诗歌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以立体主义画家为榜样，让诗歌反映日常生活、反映生活中的新人新事，这就需要一种十分惊人的文化功底和一种特殊的想像力。他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调整其色板与色彩：纪尧姆*阿波里奈的风格就逐渐地形成了。”
几乎是在与阿波里奈同时代，里尔克也移居巴黎(1902年)，投于雕塑家罗丹的门下，撰写了《罗丹传》，后来又担任了罗丹的私人秘书。里尔克作为诗人的成长，很明显汲取过罗丹的营养。只可惜他们之间友谊不如阿波里奈与毕加索稳固，曾两次断交。这恐怕因为阿波里奈比里尔克更富有包容性，即使在毕加索性格的缺陷伤害到了他的自尊心——他也不曾考虑过背弃自己的天才朋友。他更能懂得精心维护的友谊对彼此各自的事业的重要性——或者说，这已是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是真正的同志,是艺术的巴黎使他们会合了，且相得益彰。
1918年7月12日，毕加索与奥尔加*科克罗瓦结婚，特意邀请了阿波里奈担任伴郎——可见诗人在其心目中的位置。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在毕加索的创作生涯里，阿波里奈也担任着伴郎的角色——帮助毕加索迎娶了立体主义这个超凡脱俗的“美女”。仅仅几个月后，有一天下午毕加索忽然心神不宁，照镜子时从自己的面容看到一种不祥的预兆——他拿起一支铅笔把镜中看到的那张脸画下来。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得知阿波里奈去世的噩耗。
在阿波里奈的送葬队伍里，毕加索紧跟着灵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