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经据典，别有涵义，好像有多大学问似的，而且多多少少带一点实用主义——太液池和玄武池的命名，都有防火除灾的寓意。其实，防不胜防。
我还注意到这样的落差：蒙古人把湖称为海，豪迈中不无夸张——如同他们面对世界的那份主人般的狂放；汉人则把湖比喻为池塘了（是养鱼池呢还是游泳？）象征着人在神面前的谦虚乃至自我贬低。前者是天地的主人，后者是神的奴隶。据说每逢火神诞辰或皇宫发生火灾时，明朝的皇帝必定特派大臣去玄武池畔的火神庙叩头朝拜，祈祷神灵多加关照。所以即使在给事物的命名方面，这个民族也不敢夸大其辞，文雅有余而野性不足。果然，明朝是最热衷于修长城的一个朝代，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是最小的。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由一个太监而不是由一个将军担任船长）的伟迹，外交和外贸的色彩较浓，大相迳庭于蒙古人远征日本的那种赌徒式的悲壮。当然也可以说，这是文明的进步。但对于历史而言，一次失败的赌博或许比一桩成功的贸易更荡气回肠，更令后人嗟叹。我想，明朝正是因为骨子里的保守与懦弱而亡国的。
在明朝，那些曾经生怕沦为忽必烈汗阶下囚的日本人变得强大了，反而渡海来大陆劫掠——倭寇，是很让明朝皇帝们头疼的事。这甚至遗传给了清朝——清朝对大海简直充满恐惧，所以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大清帝国的劲敌，大都来自海上——以其坚船利炮，羞辱着生病的东方狮子。慈禧太后挪用了二千四百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她在昆明湖上泛舟，却输掉了那场著名的海战——大清帝国首先是在海上被打垮的，它甚至保卫不住自己漫长的海岸线。更何况地平线呢。于是它成为地平线上最惨痛、最耻辱的一次落日：版图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彻底葬送了忽必烈汗时代的尊严与遗产。
那些把湖泊称为海，有着广阔的胸怀和超人的视野的英雄，都哪儿去了？那些逐水草而居、弯弓射大雕的游牧者，那些快马加鞭、风雨兼程的夸父式的骑手，都哪儿去了？那些缚龙的长缨，驭风的神驹、势如破竹的宝剑，都哪儿去了？那些气吞万里如虎的悲歌慷慨之士，都哪儿去了？
太液池和玄武池，饮了八国联军的马。防火的寓意也成了莫大的嘲讽：称为“万园之园”的皇家林圆明园，首先被焚之一炬。固若金汤的长城，没挡住敌寇的铁蹄……
直到若干年后，北京的海子才恢复了壮志雄心，才恢复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作为其代表，中南海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脏。这里住进了一个伟人，他甚至敢于责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南海这个名称，无疑已带有政治的意义：从中南海怀世堂里传出的，是新中国的声音。中南海，终于真正地像海了——甚至比海洋还要辽阔、还要豪放。一个民族充满了在大海上航行的感觉。一个民族在寻找着自己的舵手。哪怕这又是一次理想主义的远征——但终究是积极的、伟大的，标志着这个饱受凌辱的民族并没有沉沦，而是在不断地调整航向、谋求发展。在航行中，它学会了规避漩涡、暗礁；在航行中它永不言败，并且最终战胜了风浪——挂满的风帆就像新长出的翅膀。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避风港，拒绝航行的话注定会萎缩、会渴死。而一个缺乏冒险精神的民族将是没有出息的，一个畏惧悲剧的民族本身就是最大的悲剧。于是，古老英雄的后裔从中南海重新出发了，呼唤着失落已久的尊严，呼唤着自强的史诗……我们，终于站立起来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毫不逊色。我们，重新命名自己的梦想与现实。
北京有着这么多的海。这么多的海引发了我这么多的联想。我的联想本身，就是一片额外的海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