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不可能，她从来不出门。”
正说着，小阿婆过来了，热情地挽着王逸琴的手问：“听口音你也是我们新浦沿人吧？哪家？怎么长得这么漂亮？”
王逸琴笑一笑，回答说：“那我们是同乡了，我离开那里已经很久，现在住在朱家村。”
“这下你有穿旗袍的伴了。”小阿婆笑着对妈妈说。
从此，识字班就开办在祠堂里了。那里离村庄有点距离，村民不会去挤，疯女人更不会去。但是，在堂前开班的第三天，我家后门窗台上出现了五个麦秆编织的小动物。
祖母对妈妈说：“痴子明大理，这是她给你的奖赏。”
妈妈说：“那可要收好，都是细细女人心。”
识字班其实办得很苦，大多是，下雨下雪，不能干别的活了，就上课。两个女子撑着伞，在泥路上走，从来都是她们等学员，没有让学员等过她们。妈妈平日不在乎打扮，但每次去识字班前总要在镜子前梳妆打扮一下，因为会遇到王逸琴，其实王逸琴也是同样。
她们去识字班，必定都穿旗袍。祠堂在田野间，两个女子从不同方向同时到达，完课时一同出来，站着说一阵话，又朝不同方向回家。由于她们总是比大家先来后走，因此一眼看去，田野上常常只是她们两个女人的身影，悄悄走拢，悄悄分开。
识字班办了三年。这三年间，先是王逸琴的丈夫朱炳岱先生英年早逝；再是王逸琴再嫁，不幸，第二个丈夫又去世，她就实在悲痛得没法教下去了。
妈妈说：“她的人太好了，她的命太苦了。”没了她，妈妈一人就没有办法把识字班支撑下去，只得解散。
妈妈从此很少再穿旗袍。而且，再也不愿踏进祠堂。
识字班不办了，妈妈天天晚上一如既往，要给乡亲们读信、写信。我家的前间，还是夜夜拥挤。
夜夜拥挤，还有一个很琐小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村里很少有人家舍得点一盏油灯。除了这间屋子，全村早已沉入黑暗的大海，深不可测。
有月光的夜晚，孩子们会离开这间屋子到外面去玩。夜间的船坞、树杈、坟堆、桥基、蟹棚、芦荡、苜蓿地、河埠头、风水墩都充满了影影绰绰的鬼气，这对小孩子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一种裹卷着巨大恐怖的吸引。
我想，我应该感谢这些夜晚。一个开始曾被小伙伴们称为“上海人家”的孩子，趁妈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碌，趁祖母在给这黑压压的人群烧水、沏茶，便大胆地向着巨大的恐怖走去。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人之一，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洞，去闯庙边的乱坟堆，都是我带的头。
直到今天才真的明白，这种无所畏惧的“幼功”对我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当时妈妈并不清楚我在夜间到过一些什么地方，但有很多迹象告诉她，她的这个幼小的儿子对什么也不胆怯。这一点对她可能有一点误导，后来她对我的几个弟弟，也从来不在胆怯的问题上作任何考虑。很多作家描写过的在童年时代听到响雷一头扎在妈妈怀里的情景，在我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发生，一定会比响雷更让家人吃惊。回想起来我妈妈自己也够大胆的，因此年长以后读布莱希特的作品《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便哑然失笑。
我一直记得一个堪称美丽的场景，可惜说出来旁人很难相信。
那是我六岁之前的某一天，吃晚饭时发现妈妈不在，祖母说，到上林湖山岙里边的表外公家里去了，表外公一定会留她吃晚饭。祖母一边对我说，一边又向那些陆续到我家聚集的乡亲们解释，乡亲们也都回去了。这使我突然感到寂寞，搁下饭碗就到外面去玩。到了外面，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大山走去，为的是迎妈妈。
从我家到表外公家，需要翻过两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吴石岭，第二座叫大庙岭，妈妈曾经带着我翻过。后来造了上林湖水库，淹了这两座大山之间的山谷，这条路就不通了，但在我小时候是通的，很多老人还记得。
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去翻山了，只觉得妈妈很快就会迎面而来，见到我一阵惊喜。我的心里，就贪图这一阵惊喜。我知道这山里有野兽，却觉得野兽没灯，一定已经睡了，只要放轻脚步，不会惊醒它们。
翻完了吴石岭还不见妈妈，我就开始翻越更高的大庙岭。大庙岭已无大庙，山顶却有一个供人歇脚的小凉亭，当时正住着一家乞丐。他们在月光下看到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居然独自在走山路，非常惊奇，那位女乞丐关心地问我：“要不要坐一会儿？”我向他们摇摇手。
走过山顶凉亭后便是下山路，走了很久我开始担心起来：下山后怎么找到表外公家呢？想来只能在山脚的路口等。正犹豫，听到了极轻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正是妈妈。
现在回想，妈妈当时才二十多岁，单身一人在夜间翻山越岭也真大胆，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见到我的表情：只是非常亲热地叫了我一声，拉着我的手，然后一起翻山。她似乎只觉得孩子懂事，在她翻山翻得寂寞之时来陪她，居然丝毫没有产生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