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在无穷无尽的民族纷争中走过千百年血腥残杀的路程，但在海南岛却大体平静。
由唐至宋，中国的人文版图渐渐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文明因子向南倾注。海南岛，是这种整体变化终极性领受者。
本来中国自殷商以来一直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为经济、政治中心，但是，因重要而产生争夺，因争夺而产生战乱，因战乱而产生流离，每次中原的战乱总引起百姓的纷纷南逃。晋永嘉年间曾发生过因战乱而有数十万北方士人南迁的典故，这典故在唐宋年间越演越烈。诗人李白曾多次看到北方人因社会大乱而像永嘉年间那样夺命南奔的景象，写诗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除了大规模的南奔之外，在政治倾轧中失败的势力常常被贬谪到岭南，某些有隐潜思想的仕人则通过多方选择把这里看作安全地带。
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卷六十五中有一篇传记写一位叫刘隐的岭南军官如何保护由于种种原因而南下的“中朝人士”的，其中提到当时的整体背景：
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着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
这里“唐世名臣谪死南方着往往有子孙”一句，可以李德裕为证。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儿子，自己也做过宰相，在宦海风波中数度当政，最后被政敌贬到海南岛崖州（即今琼山县），才过一年就去世了。这么一个高官的流放，势必是拖家带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孙就在海南岛代代繁衍，据说，今天岛上乐东县大安乡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裔。在岛上住了一千多年，当然已经成了再地道不过的海南人，这些生息于椰林下的普通村民不知道，他们家族在海南的传代系列是在一种强烈的异乡感中开始的。
在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的古代，水急浪高的琼州海峡所造成的心理障碍几乎难以逾越。当时朝廷的当权者也因为这个海峡的存在而把流放海南看作是最严厉、也是最后的一个流放等级，离满门抄斩只有几步之遥了。像李德裕这样被流放到这儿还保留住浓重的“帝京意识”的人，痛苦自然就更大。从留下的诗作看，他也注意到了海南岛的桄榔、椰叶、红槿花，但这一切反都引发他对故乡风物的思念，结果全成了刺心的由头，什么美感也谈不上了。他没有想到，这种生态环境远比他时时关切的政治环境重要，当他的敌人和朋友全都烟消云散之后，他的后代却要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他竟然没有擦去泪花多看一眼，永远的桄榔、椰叶、红槿花。
海南岛人们把他和其他贬谪海南的四位官员爱称为“五公”进行纪念，认认真真造了庙，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产生在宋代，都是为主张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级别。一时间海南来了那么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张求和的当权者似乎想对这些慷慨激昂的政敌开个小玩笑：你们怎么老是盯着北方疆土做文章，没完没了地念叨着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但这些人不管谁来了都是岛上大事，都应该说几句。
先说李纲。宋高宗时做宰相，后来宋高宗自己改变了主意，也就把他流放到海南岛万安来了。一一二八年十一月李纲和儿子渡海到琼州，向人打听万安的去处，人家说，万安离这里还有五百里路程，僻陋之地，去了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过去难免遭到抢劫，一路上总是先到文昌搭海船过去，如果运气好遇到顺风，三天可以到达那里。李纲一听，大吃一惊，已经到了琼州竟然还有那么多艰难的路程要走＃蝴摇摇头长叹一声，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准备上路，没想才三天，大陆方面来来人急急通报，他已经被赦免了。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喜事。涕泪交加地高兴了好几天，选了一个吉日，于十二月十六日渡海回去，在海南岛共逗留了三十来天，像一次短期旅游。短期就短期吧，海南岛依然认账，认认真真地算你来过了，而且算你带着冤屈带着节气来过了，供奉在庙堂里永久地纪念下去。
再说赵鼎。也在宋高宗时两度担任宰相，因主张抗金与秦桧闹翻，贬谪海南岛吉阳军。他是一一四五年上岛的，门人故吏不敢再与他通信往来，而秦桧却时时隔海关注着他，他又一直在疾病和饥饿中挣扎。上岛第三年他托人渡海带话给儿子：“秦桧不会放过我，我如果死了，你们也就没事了，我如果不死，你们却会麻烦。”于是绝食而死，死前为自己手书了出丧铭旌，文为：
身骑箕尾归填上，气作山河壮本朝。
与赵鼎同案的是曾任副宰相的李光和曾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他们也在差不多的时候被流放到海南岛。李光与赵鼎有过诗作上的唱和，胡铨来时赵鼎刚刚绝食自尽。李光和胡铨在海南岛住的时间很长，直到一一五六年秦桧死后才返回大陆。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平心静气地来体验海南岛了。尤其是李光，他在海南岛居留十余年直至八十多岁，他的案子曾祸及五十余家，跟随自己一起来海南岛的长子又死在自己前面，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