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风雨实在太大，大到惊心动魄。
是台风吗？好像时间还早了一点。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么大的风雨，又是在夜间，心里感觉比什么级别的台风都要恐怖。
我知道这山上没有人住。白天偶尔有一些山民上来，但说是山民，却都住在山脚下。因此，在这狂风暴雨的涡旋中，我彻底孤单。蔓延无际的林木这时候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它们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间所有暴力的体现者和响应者，都在尽着性子奔涌咆哮，翻卷肆虐。
没有灯火的哆嗦，没有野禽的呻吟，没有缓释的迹象，没有黎明的印痕。一切都没有了，甚至怀疑，朗朗丽日下的风轻云淡，也许只是一个奢侈的梦影？
这个时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万年前的先民。他们在草泽荒滩上艰难迈步的时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狂风暴雨的深夜。因为，这是生存的悬崖，也是毁灭的断壁，不能不全神贯注，触目惊心。对于平日的寻常气象、山水风景，他们也有可能淡淡地瞭上两眼，却还分不出太多的心情。
此刻我又顺着这个思路想开去了，一下子跳过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来到了史前。狂风暴雨删去了历史，让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与人对峙的洪荒时代。很多画面交叠闪现，我似乎在画面里，又似乎不在。有几个人有点脸熟，仔细一看又不对……
——这时，我已经渐渐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听到了鸟声，我知道，风雨已经过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躺在床上盘算着，昨天已经没吃的了，今天必须下山，买一点干粮。
我经过多次试用，选中了山下小店卖的一种“压缩饼干”作为惯常干粮。这种东西一片片很厚，吃的时候要同时喝很多水，非常耐饥，也非常便宜。其实这是一种战备物资，贮存时间长了，本应销毁，但这时“文革”尚在进行，民生凋敝，衣食匮乏，也就拿出来供应民间。民间对这种东西并无好感，因为口味干枯，难于下咽。然而，这对我这个几天才下一次山的困顿书生而言，却是一种不必烹煮又不馊不烂的果腹之食。
既然不馊不烂，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存着，何苦定期下山一次次购买呢？只要真正熬过苦日子的朋友就能理解其间的原因。口袋里极少的一点钱，随时要准备应付生病之类的突发事件，怎么能一下子用完？因此，小钱多存一天，就多一天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的代价就是饥饿感。两感抗衡，终于顶不住了，就下山。
每当我又一次出现在小店门前，瘦瘦的年老店主人连问也不问就会立即转身去取货。
他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似乎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一个逃犯。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逃避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但他显然没有举报，按照他的年龄，他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历史问题”。何况这是蒋介石的家乡，远远近近的亲族关系一排列，很少有哪家与那批已经去了台湾的国民党人员完全无关。既然每一家都有问题，彼此间的是非口舌、警惕防范，自然也就会少一点。
这，大概也是我的老师盛钟健先生想方设法让我潜藏到奉化半山的原因之一吧。
我说过，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蒋介石的一个隐秘藏书楼。原来叫“中正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之后当然废弃了，却没有毁坏，摘下了牌子，关闭了门窗，由一位年迈的老大爷看守着。老大爷在与我进行过一次有关古籍版本的谈话后，如遇知音，允许我可以任意阅读藏书楼里所有的书。我认真浏览了一遍，已经把阅读重点放在《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和《东方杂志》上。
由于一夜的风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叶断枝。空气特别清新，山泉格外充沛。我上山后放好买来的干粮，又提着一个小小的铁皮桶到溪边打了一桶山泉水回来，便静静地坐着，等待老大爷上山，打开藏书楼的大门。
后来回忆三十年前这一段潜迹半山的岁月，心里觉得非常奇怪。
我上山，正好蒋介石刚刚在台湾去世；我下山，是因为听到了毛泽东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中国二十世纪两位强硬对手的生命较量终于走到了最后，一个时代即将结束。而恰恰在这个时刻，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带进了其中一位的家乡藏书楼，长久关闭的老门为我悄然打开，里边是一屋子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
平心而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毛泽东比蒋介石熟悉得多。在报纸上看到照片，他接见外宾的书房里堆满了中国古籍，而且似乎只是中国古籍。他已经感受到生命终点的临近，正急忙从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中选取两家，一褒一贬，作为精神文化遗嘱。他的褒贬，我不同意，但是作为一个看上去什么也不在乎的现代革命者，到最后还那么在乎两千多年前的精神价值系统，却让我吃惊。
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简单，他只把儒家传统当做需要守护的文化，又特别钦慕王阳明。看管藏书楼的老大爷告诉我，蒋介石曾嘱咐他的儿子蒋经国要经常到这里来读书。蒋经国忙，匆匆来过两次，没时间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