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一点。
但是，圣马力诺人告诉拿破仑，他们的国父说过：“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给别人一寸土地。”国父，就是那位石匠出身的马力诺。
我相信这个回答一定使拿破仑沉默良久。他连年夺城掠地，气焰熏天，没想到在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个价值系统。他没有发火，只是恭敬地点头，同意圣马力诺对加拨领土的拒绝。
与拿破仑对话的人，是圣马力诺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叫执政。他的出任方式，不仅与拿破仑不一样，也有别于全世界各国的行政长官，是一种特别原始又特别彻底的民主选举办法。
简单说来，全国普选产生六十名议员，不识字的选民由年轻的女学生代为投票，因为女学生洁净无瑕；由这六十名议员在普通公民中选择二十名最高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再投票从中选出六人，最后从民众中挑出一个盲童，让他从六人中抽出两人的名单，作为最高行政长官。
最高行政长官的国际地位，相当于各国总统，但只任期半年，不得连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难连任。如果被选出的人拒绝上任或半途离任，却要承受巨额罚款。上任时仪式隆重，当任长官长袍圆帽，佩戴勋章，在鼓号乐队的簇拥下全城游行。
这些奇怪的规定，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政治理念，保存在一个小国中就像保存一种标本，值得珍惜。
我最感兴趣的是在全国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女生和盲童的作用。他们早早地懂得，越是处理复杂事务，便越是需要动用孩童般的单纯。
现在国际间的政治运作还在日趋繁复，有些地方更是纵横捭阖、黑幕重重，但是无论如何，那些疲惫不堪、挥汗如雨的操作者，都无颜面对圣马力诺的女生和盲童。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盲童呢？若让一个孩子封目抽签，办法很多，何必真盲？也许有一个传说故事？对此，我还要打听，还要思索。
三
再大一号的小国是列支敦士登，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中间，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约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士登的首都叫瓦杜兹，最明显的标志是山巅危崖上的一个王子城堡，当今皇家住处，瓦杜兹就在危崖脚下。其实这个首都只是干干净净一条街，齐齐整整两排楼，在热闹处敞开着几十家店铺。
一进店就知道这里富裕，价格足以说明一切。
小国多是邮票大国，列支敦士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卖。刚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实在精美。连对集邮兴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王室成员婚礼和王室收藏的鲁本斯绘画各一套，又配上几套杂票，结算时价格不菲，才知轻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个首都快速走完，便不顾一切地急速迈步了。路上新旧建筑交杂，无论新旧都很见气韵。相比之下，邮票大厦最有派头，这与经济收益有关。大厦廊厅边上见到一些信箱，联想到列支敦士登为了吸引外资，制订了极其方便的公司注册的规则，甚至连房子地址都不要，只须申请一个邮政信箱即可。这事对我有点诱惑，心想何不轻轻松松开办一家注册在列支敦士登的文化传播公司，然后再在国内找个公司搞中外合资。刘璐、温迪雅、王多多她们都跃跃欲试，但一想山高水远也就哈哈一笑不当真了。
我终于找到了做过首相府的那栋楼，现在是一家老式旅馆。做首相府那些年，法院也在里边，而且我还知道，地下室是监狱。
这些知识，都来自于一个未被查证的传说。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牵，下班晚了，到大门口才发现门已被锁，无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无奈。地下室上来一个人，拿出钥匙帮他开了门。副首相以为是开门人住在地下室，一问，谁知这是关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为什么会掌握大门钥匙？是偷的，还是偷了重铸后又把原物放回？这不重要，副首相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囚徒掌握了钥匙为什么不逃走？于是他就当面发问。
囚徒说：“我们国家这么小，人人都认识，我逃到哪儿去？”
“那么，为什么不逃到外国去呢？”
囚徒说：“你这个人，世界上哪个国家比我们好？”
于是他无处可逃，反锁上门，走回地下室。
这件事听起来非常舒服。
四
这些袖珍小国中最大的一个是安道尔，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经说过：“你没有去过安道尔？那还算什么旅行家？”这样的口气我们都知道要反着听。表面上好像在说安道尔是非去不可的国家，其实是用夸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为旅行家的至高标准。因此反而证明，安道尔在他的时代很难到达。
当然很难。从法国到安道尔，必须翻越比利牛斯山。这中间要穿峡谷、爬山顶、跨激溪，即便是被称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转八拐地旋上去。我们去时，已在下雪。
安道尔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一直被它们争来夺去，十三世纪开始向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