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极圈南下，没想到天气越来越冷，风雪越来越大，我们好几辆车已经被冻得发动不起来。在奥卢看地图，发现从这里到赫尔辛基不仅距离遥远而且地形复杂，再加上这样的气候，如果开车，不知半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思考再三决定搭乘火车。
奥卢有火车站，但我们车队的五辆车要由火车拖载，只能到始发站申请增挂一节平板车。不知为什么世界各国不少铁路始发站选址在一些很小的地方，我们要找的那个始发站叫康提奥美克（Ｋｏｎｔｉｏｍａｋｉ），在奥卢东南方向一百八十公里处。于是只好想方设法把车发动起来，小心翼翼地冒着风雪开到那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去。
康提奥美克连一个小镇也算不上，当地人说这儿的居民只有十人。我想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到顶也就是几十人的小村落吧，居然安下了一个火车始发站，大概与铁路网络的整体布局有关。
说是火车站，我们眼前出现的只是一片大雪中两条细细的铁轨。这儿的雪粒比别处大，晶莹闪亮地塞满了整个视野，连一个脚印也没有，可见这条线路非常冷落，我们被告知要等候整整三个小时。雪中的铁道、站台，如果有一些脚印，再加一个远去的车尾影子，会让人想到托尔斯泰。但这儿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供想象的信号，只听到自己的脚探入深深的积雪中时咯吱咯吱的响声。
离铁轨不远处有一间结实的木屋，门外有门亭，窗里有灯光，墙上的字是芬兰文，不认识，但可以猜测是一个公共常葫。如遇救星般地推门而入，里边果然温暖如春，与外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说不清这是什么常葫，反正什么都有。台球、游戏机、简单的餐食、厕所，每个窗都严严实实两层，各种摆设陈旧而舒适。见我们进去，里边的几个老人两眼发光，定定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数，他们也有七八个人，我由此证明当地只有十个居民的说法不准确。伙伴去问屋中唯一的一位中年女服务员，谁知她笑着说：“差不多都在这里了，过一会儿还会来几个老太太。”
一个车站小屋，居然把全村的人都集中了，我想主要原因并不是它暖和。在冰天雪地的北欧，又是这么一个僻远小村，人们实在太寂寞了，总想找一个地方聚一聚；尽管由这里始发的列车很少，旅客不多，但说不定也能看到几张生面孔，这就比村民聚会更丰富了。今天我们这一哨人马吵吵嚷嚷蜂拥而入，在这里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据那位服务员说，有两位老人已经急急地摸回家去通知太太了，要她们赶快来凑热闹。
伙伴们快速地进入了各项游戏项目，有的打牌，有的打台球，有的玩游戏机，老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围在一旁看着，很想插话又觉得不应该干扰。我离开台球桌上厕所，一位老人跟了进来，大概他觉得这里总没有什么不可干扰的正事了，是一个开始谈话的好地方。他大声地用芬兰话与我聊天，我用英语搭话他听不懂，一上来就撞到了死角。但他不相信有人竟然完全不懂芬兰话，正像我不相信这儿的人完全不懂英语，彼此寻找最简单的字句努力了很久，最后他只能打起了手语。
他用双手画了一个方框，然后又窝成一个圆圈放在中间，我想了想就明白了，他在比画日本国旗，是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的否定他听懂了，但他居然听不懂“中国”的英语说法，我当然也无法用手语来表现图案相当复杂的中国国旗。
他很遗憾无法交流，但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熟悉的家乡老人，他们也不相信天下竟然有人完全听不懂本地方言，总是在外地人面前反复讲，加重了语气讲，换一种方式讲，等待哪一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从厕所出来，我看到了另一个苦口婆心的现场。我们的摄像师东涛前些天不小心在北极村滑了一跤，脚受了点伤，拄了拐杖，行动稍有不便，也就不去玩那些游戏项目了，坐在一角喝茶。这也被老人们看出是一个没有打扰嫌疑的谈话对象，三位老汉两位老太全围着他。老太显然就是刚才被急急召唤来的。
老人们用手势问东涛受伤的原因，东涛无法向他们说明白除了不小心没有别的特殊原因。他们比画来比画去，终于比画出一个不容申辩的理由：一定是滑雪摔伤的。然后诸老人争先恐后地比画自己滑雪的经历，有一位老人似乎也受过伤，他已在教育东涛一个受伤的人该怎么自我护理了。
在语言不够而热情足够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糊里糊涂地随顺对方，千万不要把事情解释明白。看到眼前这个情景我突然开悟，发现自己平日太想把有些事情讲清楚。今晚的老人要的是与一个陌生人谈话，与一个受了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他们估计是滑雪受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能让他们回忆起自己的滑雪经历和受伤经历的陌生人谈话，谈话在寒冷的冬夜，谈话在他们的家乡，这就够了。我们可怜的东涛如果在不懂芬兰话的前提下非要把事情讲清楚不可，一是艰难无比，二是扫了老人们的兴，何必呢。
由此我懂得了在很多情况下，兴致比真实更重要。以前纳闷为什么我坚守某些事情的真实反而惹得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