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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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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44、大雪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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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极圈南下,没想到天气越来越冷,风雪越来越大,我们好几辆车已经被冻得发动不起来。在奥卢看地图,发现从这里到赫尔辛基不仅距离遥远而且地形复杂,再加上这样的气候,如果开车,不知半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思考再三决定搭乘火车。

    奥卢有火车站,但我们车队的五辆车要由火车拖载,只能到始发站申请增挂一节平板车。不知为什么世界各国不少铁路始发站选址在一些很小的地方,我们要找的那个始发站叫康提奥美克(Kontiomaki),在奥卢东南方向一百八十公里处。于是只好想方设法把车发动起来,小心翼翼地冒着风雪开到那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去。

    康提奥美克连一个小镇也算不上,当地人说这儿的居民只有十人。我想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到顶也就是几十人的小村落吧,居然安下了一个火车始发站,大概与铁路网络的整体布局有关。

    说是火车站,我们眼前出现的只是一片大雪中两条细细的铁轨。这儿的雪粒比别处大,晶莹闪亮地塞满了整个视野,连一个脚印也没有,可见这条线路非常冷落,我们被告知要等候整整三个小时。雪中的铁道、站台,如果有一些脚印,再加一个远去的车尾影子,会让人想到托尔斯泰。但这儿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供想象的信号,只听到自己的脚探入深深的积雪中时咯吱咯吱的响声。

    离铁轨不远处有一间结实的木屋,门外有门亭,窗里有灯光,墙上的字是芬兰文,不认识,但可以猜测是一个公共常葫。如遇救星般地推门而入,里边果然温暖如春,与外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说不清这是什么常葫,反正什么都有。台球、游戏机、简单的餐食、厕所,每个窗都严严实实两层,各种摆设陈旧而舒适。见我们进去,里边的几个老人两眼发光,定定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数,他们也有七八个人,我由此证明当地只有十个居民的说法不准确。伙伴去问屋中唯一的一位中年女服务员,谁知她笑着说:“差不多都在这里了,过一会儿还会来几个老太太。”

    一个车站小屋,居然把全村的人都集中了,我想主要原因并不是它暖和。在冰天雪地的北欧,又是这么一个僻远小村,人们实在太寂寞了,总想找一个地方聚一聚;尽管由这里始发的列车很少,旅客不多,但说不定也能看到几张生面孔,这就比村民聚会更丰富了。今天我们这一哨人马吵吵嚷嚷蜂拥而入,在这里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据那位服务员说,有两位老人已经急急地摸回家去通知太太了,要她们赶快来凑热闹。

    伙伴们快速地进入了各项游戏项目,有的打牌,有的打台球,有的玩游戏机,老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围在一旁看着,很想插话又觉得不应该干扰。我离开台球桌上厕所,一位老人跟了进来,大概他觉得这里总没有什么不可干扰的正事了,是一个开始谈话的好地方。他大声地用芬兰话与我聊天,我用英语搭话他听不懂,一上来就撞到了死角。但他不相信有人竟然完全不懂芬兰话,正像我不相信这儿的人完全不懂英语,彼此寻找最简单的字句努力了很久,最后他只能打起了手语。

    他用双手画了一个方框,然后又窝成一个圆圈放在中间,我想了想就明白了,他在比画日本国旗,是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的否定他听懂了,但他居然听不懂“中国”的英语说法,我当然也无法用手语来表现图案相当复杂的中国国旗。

    他很遗憾无法交流,但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熟悉的家乡老人,他们也不相信天下竟然有人完全听不懂本地方言,总是在外地人面前反复讲,加重了语气讲,换一种方式讲,等待哪一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从厕所出来,我看到了另一个苦口婆心的现场。我们的摄像师东涛前些天不小心在北极村滑了一跤,脚受了点伤,拄了拐杖,行动稍有不便,也就不去玩那些游戏项目了,坐在一角喝茶。这也被老人们看出是一个没有打扰嫌疑的谈话对象,三位老汉两位老太全围着他。老太显然就是刚才被急急召唤来的。

    老人们用手势问东涛受伤的原因,东涛无法向他们说明白除了不小心没有别的特殊原因。他们比画来比画去,终于比画出一个不容申辩的理由:一定是滑雪摔伤的。然后诸老人争先恐后地比画自己滑雪的经历,有一位老人似乎也受过伤,他已在教育东涛一个受伤的人该怎么自我护理了。

    在语言不够而热情足够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糊里糊涂地随顺对方,千万不要把事情解释明白。看到眼前这个情景我突然开悟,发现自己平日太想把有些事情讲清楚。今晚的老人要的是与一个陌生人谈话,与一个受了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他们估计是滑雪受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能让他们回忆起自己的滑雪经历和受伤经历的陌生人谈话,谈话在寒冷的冬夜,谈话在他们的家乡,这就够了。我们可怜的东涛如果在不懂芬兰话的前提下非要把事情讲清楚不可,一是艰难无比,二是扫了老人们的兴,何必呢。

    由此我懂得了在很多情况下,兴致比真实更重要。以前纳闷为什么我坚守某些事情的真实反而惹得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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