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我一个人在岳麓山上闲逛。岳麓山地处湘江西岸，对岸就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儿，乘着当时称之为“革命大串连”的浪潮，不由自主地被撒落在这个远离家乡的陌生山梁上。
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完全没有被“大串连”的浪潮裹卷过，但又很少有人能讲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先是全国停课，这么大的国土上几乎没有一间教室能够例外，学生不上课又不准脱离学校，于是就在报纸、电台的指引下斗来斗去，大家比赛着谁最厉害，谁最出格。现在的青年天天在设计着自己的“潇洒”，他们所谓的“潇洒”大体上似乎是指离开世俗规范的一种生命自由度；二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潇洒”一词，却也在某种气氛的诱导下追慕着一种踩踏规范的生命状态。敢于在稍一犹豫之后咬着牙撕碎书包里所有的课本吗？敢于嗫嚅片刻然后学着别人吐出一句平日听着都会皱眉的粗话吗？敢于把自己的手按到自己最害怕的老师头上去吗？敢于把图书馆里那些读起来半懂不懂的书统统搬到操场上放一把火烧掉吗？敢于拿着一根木棍试试贝多芬、肖邦的塑像是空心还是实心的吗？说实话，这些逆反性的冥想，恐怕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学生都有可能在心中一闪而过，暗自调皮地一笑，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实现的可能，但突然，竟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时期，这一切全被允许了，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地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份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顺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后来发觉已被“造反派”同学所鄙视，无以自救，也就心灰意懒了。这一切当时看来很像一回事，其实都是胡闹，几年以后老同学相见，只知一片亲热，连彼此原来是什么派也都忘了。
记得胡闹也就是两三个月吧，一所学校的世面是有限的，年轻人追求新奇，差不多的事情激动过一阵也就无聊了。突然传来消息，全国的交通除了飞机之外都向青年学生开放，完全免费，随你到哪儿去都可以，到了哪儿都不愁吃住，也不要钱，名之为“革命大串连”。我至今无法猜测作出这一浪漫决定的领导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好像是为“造反派”同学提供便利，好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好像又在为“保守派”同学提供机会，迫使他们到外面去感受革命风气，转变立场。总之，不管是什么派，只要是学生，也包括一时没有被打倒的青年教师，大学的，中学的，乃至小学高年级的，城市的，乡村的，都可以，一齐涌向交通线，哪一站上，哪一站下，悉听尊便。至于出去之后是否还惦念着革命，那更是毫无约束，全凭自觉了。这样的美事，谁会不去呢？
接下来出现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学生们像蚂蚁一样攀上了一切还能开动的列车，连货车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国的铁路运输立即瘫痪。列车还能开动，但开了一会儿就会长时间地停下，往往一停七八个小时。车内的景象更是惊人，我不相信自从火车发明以来会有哪个地方曾经如此密集地装载过活生生的人。没有人坐着，也没有人站着，好像是站。但至多只有一只脚能够着地，大伙拥塞成密不透风的一团，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则横塞着几个被特殊照顾的病人。当然不再有过道、厕所，原先的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谁要大小便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半路停车，一停车就在大家的帮助下跳车窗而下。但是，很难说列车不会正巧在这一刻突然开动，因此跳窗而下的学生总是把自己小小的行李包托付给挤在窗口的几位，说如果不巧突然开车了，请把行李包扔下来。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夜晚，列车启动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岭之间，几个行李包扔下去，车下的学生边追边呼叫，隆隆的车轮终于把他们抛下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们最终找到了下一站吗？那可是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啊。
扔下车去的行李包与车上学生抱着的行李包一样，小小的，轻轻的，两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包着三四个馒头，几块酱菜，大同小异。不带书，不带笔，也不带钱，一身轻松又一身虚浮，如离枝的叶，离朵的瓣，在狂风中漫天转悠，极端洒脱又极端低贱，低贱到谁也认不出谁，低贱到在一平方米中拥塞着多少个都无法估算。只知道他们是学生，但他们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而且将一直没有下去，不久他们又将被赶到上山下乡的列车上，一去十几年，依然是没有书包，没有老师，没有课堂，依然是被称之为学生。因为是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