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上月中旬带病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学位，受到中大师生的盛情接待，回沪后因写字困难，过了十多天才给一位香港朋友写了如下的信：
……我二十多年未见“香港的夜”，这次小住十八天，仍然是为了酬答友谊。……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年轻二十岁，那么我可以多写，写尽我心中积累的感情。
……我常说，友情是照亮我一生的明灯。写作五十几年之后我重来香港，仍然是满目灯光。我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蝴们的友情温暖了我的心。我不能不想到他们，我不能不时时考虑怎样偿还友情的债。即使还不清，能还多少就还多少也好。我一生最高的目标就在于“付出”二字。我必须用行动表示我的感激。
我今年八十。那天在宴会上您还为这个跟我碰杯。其实活到八十是一件可悲的事。我时时痛苦地想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还应该做那么多的事，却只有这么少的时间！我还想写那么多的文章，一天却只能写一两百个字，有时拿起笔手抖起来，一个字也写不好。我着急。然而我并不悲观。我写不好，会有写得好和写得更好的人。年轻人已经赶上来了。现在和未来都是属于他们的。活跃的应该是他们。当然我手中的笔也还是属于我的，我有权、也有责任写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动身返沪的那天，在机场上见到您，我没有讲什么。有些感情不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只能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二
上面的信是写给某一个人的，话却是对许多人讲的，因为这是我心里的话。本来我应该给每一个朋友写信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可是我没有充沛的精力，我甚至没有保证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的健康，我只能向疾病和干扰夺回一分一秒。我面前有多少必须克服的困难，但困难吓不倒我。我耳边仍然有各式各样的唧唧喳喳，但任何噪音都不会使我昏迷。从香港回来又是十八天了，我坐在二楼太阳间的书桌前，只听见一片“知了”声，就是说我耳鸣相当厉害，可是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拿着笔，一边在回忆前一个“十八天”的事情。我很激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感觉到我有足够多的勇气和力量。
我想念风景如画的中文大学的校园，在那里我参加过几次同大学师生的座谈会。我始终忘不了某一位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你拿着高的稿费过着优裕的生活，不知你怎样看待你的读者？”可能是我弄错了，记错了，原来的问题也许不是这样，我的女儿小林那天也在场，她就说不是那个意思，而且当时我也不是照那个意思回答问题。但究竟是怎样回答的，散了会当天晚上我便说不清楚了。我记得的只是写在上面的那一句话，它一直折磨着我。我夜间因为翻身困难，睡不好觉，就常常考虑应当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它已经变成我自己的问题了。我并没有拿高的稿酬，用不着解释。但我靠稿费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这却也是事实。我常说读者养活作家，总觉得自己欠了读者一笔债。怎样偿还这笔债？在香港的夜里我翻来覆去想解答这个问题，却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我把这个问题带回上海来了。难道在上海我就能找到答案吗？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带回来一个包袱，不，不是包袱，是一根鞭子。又像在三十年代那样，我觉得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打。一个声音压倒了我的耳鸣：“你写作，不是为了职位，不是为了荣誉……读者需要的是你的艺术的良心。”回顾过去了的八十年的岁月，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我要责问自己：在那么长的日子里，你究竟做了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
三
我责备自己，我感觉到鞭子抽打我的背脊，我活到八十深感苦恼，并不是我灰心、丧气，这正是因为我还有力量和勇气。
参加典礼的那天，我从大礼堂回到大学宾馆，收到一位香港大学学生的信，是托一位中文大学的同学转来的。
这位署名“琴”的年轻读者为我复印了一篇用英文写的散文诗一样的文章《你就永远这样年轻》。我惭愧一向读书不多，孤陋寡闻，说不出这文章是谁的作品。里面有两三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记在心里，常常念着它们：
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几岁而变老：人老只是由于他抛弃了理想。岁月使皮肤起皱，而失去热情却让灵魂出现皱纹。
你像你的信仰那样年轻，像你的疑虑那样衰老；像你的自信那样年轻，像你的恐惧那样衰老；像你的希望那样年轻，像你的绝望那样衰老。
在你的心灵中央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从大地，从人们……收到美、希望、欢欣、勇敢、庄严和力量的信息，你就永远这样年轻。
我的译文并不够标准，它们只是我的一点粗浅的理解。琴女士认为拿这文章来“形容”我“最适合不过”，这是她的过奖。我自己却感觉到那一条称为“衰老”的毒虫不断地在蚕蚀我的心，一直到今天，也将一直到最后。飞去了的时光不会回来，青春的活力也不可能长在。我在三四年前就说过我不会“焕发青春”。但是我更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