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已经编成，共收“随想”三十篇。我本来预定每年编印一集，字数不过八九万，似乎并不费力。可是一九八一年我只发表了十二则“随想”，到今年六月才完成第九十则，放下笔已经筋疲力尽了。可以说今年发表的那些“随想”都是在病中写成的，都是我一笔一画地慢慢写出来的。半年来我写字越来越困难，有人劝我索性搁笔休息，我又怕久不拿笔就再也不会写字，所以坚持着每天写两三百字，虽然十分吃力，但要是能把心里的火吐出来，哪怕只是一些火星，我也会感到一阵轻松，这就是所谓“一吐为快”吧。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简单。意外的“干扰”来了。在我的右背上忽然发现了囊肿，而且因感染发炎化脓，拖了一个月，终于动了小手术。把脓挤干净，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边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还铺着软垫，在它上面要翻个身不碰到伤口，实在不容易（对老人来说）。我刚刚翻过身躺下，以为照这个姿势可以安静地睡一阵子，没有想到一分钟才过去，我就觉得仿佛躺在针毡上面，又得朝原来方向翻回去。这样翻来翻去，关灯开灯，我疲劳不堪，有时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里越来越烦躁，一直无法安静下来。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静，但没有办法。工作、计划、人民、国家……都不能帮助我镇压心的烦躁和思想混乱。我这时才明白自己实在缺乏修养，而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标——言行一致现在也很难达到。在这短短的三四个钟头里，什么理想、什么志愿全消失了。我只有烦躁，只有恐惧。我忽然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狂。我在挣扎，我不甘心跳进深渊去。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很痛苦，也很疲劳，终于闭上眼睛昏睡了。
一连三夜都是这样，睡前服了两片“安定”也不起作用。早晨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午睡时躺下几分钟就忍受不了，我只好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消磨时间。我不愿意把这情况告诉我的妹妹和子女们，害怕他们替我担心。我一个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回忆那些不眠的长夜，我知道它们来自我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后遗症。事情并没有结束，我还在忍受痛苦的磨炼，我还在进行生死的斗争。经过了痛苦难熬的三夜，我几乎感到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也许是我的心逐渐恢复了平静，也许是我的脑子因疲劳而变迟钝，我又能沉睡了。即使有时还做噩梦，可是我不再心烦。“危机”似乎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我得救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又出现了无端的烦躁，不过只有两夜，而且每夜不到两小时。以后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现在伤口也已经愈合。医生说等到秋凉再去医院动手术把囊肿取出，不会有麻烦。我也就忘记了那些难熬的不眠的夜。人原来就是这样健忘的。
在编辑《真话集》的时候，我重读了一年半中间写的三十则“随想”，忘记了的事情又给想起来了，因为从《人言可畏》起最后四篇短文都是在“危机”中间和“危机”前后写成的。它们使我记起当时的挣扎。特别是《人言可畏》，字数少，却在我的脑子里存放了好几个月，“危机”到来，自己在作拼死的斗争时，首先想起这笔心灵上的欠债。开始写它，我好像在写最后一篇文章，不仅偿还我对几位作家的欠债，也在偿还我对后代读者的欠债。讲出了真话，发狂的“危机”也过去了，因为我掏出了自己的心，卸下了精神上的负担。
我唠叨地讲自己的“危机”，只是说明作家的“思想复杂”。作家的脑子并不像机器那样，一开就动，一关就停，一切听你指挥。
细心的读者也可以看出《三访巴黎》和《知识分子》两篇并不是一口气写成的。两篇“随想”都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动笔，我写了不到三分之一就因别的事情干扰把它们搁在一边，差一点连原稿也不知去向，幸而后来我想起了它们，过了几个月找出原稿续写下去，总算按计划写成了。
那么“干扰”从哪里来？
可以说“干扰”来自四面八方。这些年我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像是一个旧社会里的吹鼓手，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我不能安安静静地看书，我得为各种人的各种计划服务，我得会见各种人，回答各种问题。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却不得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我说不要当“社会名流”，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作家。可是别人总不肯放过我：逼我题字，虽然我不擅长书法；要我发表意见，即使我对某事毫无研究，一窍不通。经过了十年的“外调”，今天还有人出题目找我写自己的经历，谈自己的过去，还有人想从我的身上抢救材料。在探索、追求、写作了五十几年之后，我仿佛还是一个不能自负文责的小学生。……
我的工作室在二楼，有时我刚刚在书桌前坐下，摊开稿纸，就听见门铃在响，接着给人叫了下去。几次受到干扰，未完的手稿也不知被我放到哪里去了，有的就石沉大海，只有这两篇不曾消失在遗忘里，终于给找出来加上新的内容同读者见面了。在我的长时期的写作生活中被“干扰”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