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十二月。这可怕的十二月＃狐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
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袁”，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了，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笔多么深切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
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常跟监督组的人争论，他认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却认为磨练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对“造反派”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动的”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我、也引导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这说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谁也不正确。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做“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
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做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
六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一九六九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他们特别爱讲话＃蝴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的思想在变化，尽管变化很慢，但是在变化，内心在变化。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我浪费了多么宝贵的时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我害怕。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我又记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萧珊用来互相鼓舞的那句话：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萧珊逝世，我却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编造假话，用假话骗人，也用假话骗了自己，而终于看到假话给人戳穿，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便是“四人帮”的下场。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的时代也跟着他们永远地去了。
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