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一篇随想里提到我冒充别人舅父的事。有人向我问起，要我多讲一点，他说高行健在《花城》第六期上发表的《传奇》中已经讲过。高行健是从曹禺那里打听来的，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曹禺外还有一位朋友，但是他们也说不清详情。其实事情很简单，我收到一封读者从杭州寄来的要求援助的长信，我给两三个朋友看，他们拿不定主意，对信上的话将信将疑。我又把信送给一位朋友的太太，征求意见，她怂恿我去一趟。我听了朋友太太的话，手边刚收到一笔稿费，我就约了鲁彦和靳以同游西湖。
写信人是一位姑娘，她同后娘处得不好，离开安徽的家庭出外工作，由于失恋她准备去杭州自杀。在西湖她遇到一位远亲，改变了主意带发修行。几个月后她发现那位远亲同小庙里的和尚有关系，和尚对她还抱有野心。她计划离开虎口，便写信求我援助。我们三人到了杭州安顿下来，吃过中饭，就去湖滨雇了一只船，划到小庙的附近，上岸去约了姑娘出来。我们在湖上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她叙述了详细情况，连年纪较大的鲁彦也有些感动。我们约好第二天再去庙里看她。她有个舅父住在上海和我同姓，就让我冒充她的舅父。我替她付清了八十多元的房饭钱，把我们的回程火车票给了她一张。她比我们迟一天去上海。我和靳以到北站接她，请她吃过中饭，然后叫一辆人力车送她到虹口舅父家去。当时靳以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的《文季月刊》还未被禁，我和他常在良友公司见面。姑娘到上海后过两天还同她舅父到良友公司来看我们，向我们表示谢意。她留下了他们的地址。黎烈文知道这件事，过几个月他因编辑《中流》半月刊，收到信稿较多，应付不了，就请那位姓王的姑娘到中流社工作。但是不到三个月，“八*一三”抗战爆发，《中流》停刊，姑娘便跟她舅父一家去了四川，从成都来过一封信。以后我就再没有她的信息了。在十年浩劫的大审查中也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到上海来找我“外调”。
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十分寻常。我们两次雇船去小庙访问那位姑娘，她又在船上详尽地谈了自己的身世。划船的人全听见了，他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候西湖游客很少，船也少，所以两天都坐他的船。在我最后离船付钱时，划船人忽然恳切地说：“你们先生都是好人。”他没有向和尚揭发我们，也不曾对我们进行威胁。
可能有人怀疑，姑娘既然有舅父在上海，为什么不向他求助，反而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帮忙？她说过，当初她充满自信地离开家庭不顾别人劝阻，她不愿意让亲戚知道自己在杭州的困境。我们也可以批评她“好强，爱面子”，甚至“爱虚荣”。但是长期生活在旧社会，我们谁没有这一类的毛病？我们当时的解释是“读者相信作家”，这就够了。
据说人到暮年经常回顾过去，三十年代的旧梦最近多次回到我的心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编丛书，感觉到自己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时间。读者们从远近地区寄来信件，常常在十页以上，它们就是我的力量的源泉。读者们的确把作家当做可以信任的朋友，他们愿意向他倾吐他们心里的话。在我的创作力旺盛的日子里，那些年轻人的痛苦、困难、希望、理想……许多亲切、坦率、诚恳、热情的语言像一盏长明灯燃在我的写字桌上。我感到安慰，感到骄傲，我不停地写下去。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我交了多少年轻的朋友，我分享了多少年轻人的秘密。有人怀着好意问我：你是不是有一把钥匙，不然你怎么能打开年轻人的心灵之门？我哪里有什么秘诀！我说过我把心交给读者，可是我忘记说读者们也把心给了我。我的生命中也有过火花四射的时候，我的心和年轻的心紧紧贴在一起，人们把不肯告诉父母的话，不肯告诉兄弟姐妹的话，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写在纸上送到我的身边。我常说作家靠读者们养活，不仅因为读者买了我写的书，更重要的是他们送来精神的养料。我写得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和读者联系最密切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位有头衔的作家，却只把我当做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忠实的朋友。
但是后来我跟读者渐渐地疏远了。我缺少时间，也缺少精力，堆在我身上的头衔越多，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越少，我终于成了不需要作品的作家。我为自己不熟悉的各种杂事耗费了生命，却只能在十封读者来信中拣出一两封阅读、回答。我常常因为辜负了读者的盛意感到内疚。但即使是这样，十年浩劫中读者的信件也给我带来不少的麻烦。“造反派”的作家应当眼睛朝着“首长”，怎么能容许人向读者吸取养料？据说“四人帮”的上海“书记”徐景贤曾经叫嚷：“现在还有人给巴金写信，可见批判不力，没有把他批臭。”其实从一九六七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就让各方面揪出去“游斗”了三四年。整整几年中间我没有收到过一封信。可能有人写了信来，给“领导”扣下了，因为“牛鬼蛇神”不能享受人的权利。
没有想到乌云消散以后，打翻在地的人也居然站了起来，对着面前成堆的信件我感到束手无策。十年浩劫在我的心灵上留下无法治愈的创伤，豪言壮语也不能补偿给夺走了的健康。对热情关怀和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