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傍晚在家看电视节目，听见广播员报告新闻：本日凌晨赵丹逝世……
一个多月来不少的朋友对我谈起赵丹的事情。大家都关心他的病，眼看着一位大艺术家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却不能把他拉住，也不能帮助他多给人民留下一点东西。一位朋友说，赵丹问医生，可以不可以让他拍好一部片子后死去。这些年他多么想拍一两部片子！但是癌症不留给他时间了。我想得到，快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多痛苦。
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并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管住自己不说”积压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
我认识赵丹时间也不短，可以说相当熟，也可以说不熟。回想起来，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同他见面，也说不出。“文革”期间没有人来找我外调他的事情。我们交往中也没有什么值得提说的事。但是他在我的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些镜头我永远忘记不了。
三十年代我看过他主演的影片《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解放后的影片我喜欢《聂耳》和《林则徐》，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讨饭办学的武训，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老泪纵横的受尽侮辱的老乞丐的面影还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他的演技到了家。影片出了问题，演员也受到连累。我没有参加那一次的运动，但赵丹当时的心情我是想象得到的。
在讨论《鲁迅传》电影剧本的时候，我也曾向人推荐赵丹扮演鲁迅先生，我知道他很想塑造先生的形象，而且他为此下了不少的工夫。有一个时期听说片子要开拍了，由他担任主角。我看见他留了胡髭又剃掉，剃了又留起来，最后就没有人再提影片的事。
十年浩劫其实不止十年，在一九六四年年尾举行的三届全国人代会的省市小组会上就有一些人受到批判，听说赵丹是其中之一，刚刚拍好的他主演的故事片《在烈火中永生》也不能公开放映。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一批影片的批判已经开始了。人心惶惶，大家求神拜佛、烧香许愿，只想保全自己。但是天空飘起乌云，耳边响起喊声，头上压着一块大石，我有一种预感：大祸临头了。
于是出现了所谓“文革”时期。在这期间赵丹比我先靠边，我在九月上旬给抄了家。我们不属于一个系统，不是给关在一个“牛棚”里。我很少有机会看见他。现在我只想起两件事情：
头一件，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我给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揪到江湾，住了将近一个月，住在学生宿舍六号楼，准备在二十六日开批斗会。会期前一两天，晚饭后我照例在门前散步，一个学生来找我闲聊。他说是姓李，没有参加我的专案组，态度友好。他最近参加了一次批斗赵丹的会，他同赵丹谈过话。赵丹毫不在乎，只是香烟抽得不少，而且抽坏烟，赵丹说，没有钱，只能抽劳动牌。大学生笑着说：“他究竟是赵丹啊。”
第二件，大约是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下旬，我和吴强给揪到上海杂技场参加批斗会。我们只是陪斗，主角可能是陈丕显和石西民。总之，挨斗的人不少，坐了满满一间小屋，当然都坐在冷冰冰的水泥地上。赵丹来了，坐在白杨旁边，我听见他问白杨住在什么地方。在旁边监视的电影系统的造反派马上厉声训斥：“你不老实，回去好好揍你一顿。”这句话今天还刺痛我的耳朵。十一年后赵丹在病床上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是多么强烈的控诉＃蝴能忘记那些拳打脚踢吗？他能忘记各式各样的侮辱吗？
后来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岛健藏先生一行来上海访问，我和赵丹一起接待他们，我们向久别的日本朋友介绍我们十年的经验，在座谈会上赵丹谈了他的牢狱生活，然后又谈起“四人帮”下台后他去江西的情况。他说：“由于我受到迫害，人们对待我更亲切、更热情。”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一次我听见他表露他的心情：“为了报答，我应当多拍几部好片子。”我很欣赏他这种精神状态。他乐观，充满着信心。我看见他总觉得他身上有一团火，有一股劲。我听说他要在《大河奔流》中扮演周总理，又听说他要拍《八一风暴》，还听说他要扮演闻一多，最后听说他要同日本演员合拍影片。我也替他宣传过，虽然这些愿望都不曾实现，但我始终相信他会做出新的成绩。
我没有料想到今年七月会在上海华东医院里遇见他。我在草地上散步，他在水池边看花。他变了。人憔悴了，火熄了，他说他吃不下东西。他刚在北京的医院里检查过，我听护士说癌症的诊断给排除了，还暗中盼他早日恢复健康。我说：“让他再拍一两部好片子吧。”我这句话自己也不知道是向谁说的。主管文艺部门的长官，领导文艺部门的长官是不会听见我的声音的。华东医院草地上的相遇，是我和赵丹最后一次的见面。我从北欧回来，就听说他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