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访问日本，我实现了二十年的心愿：我到了广岛。
一九六一年樱花开放的时节我在镰仓和光旅馆里会见了年轻的校旱家有吉佐和子女士，听她谈了一些广岛的故事，关于那个地方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从这一天起我就在想：要是我什么时候到广岛去看看那多好。六一年我没有能去，六二年我到东京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以为这一次可以看到广岛了，可是出席大会的一部分人动身去广岛的时候，我要留在东京继续开会。杨朔同志是去了的，我多么羡慕他，我请他带一样纪念品给我，他带回来一扎明信片，我把它们当做珍品收藏着。六三年我又有访日的机会，我把广岛的明信片带在身边，我兴奋地想大概可以去广岛了，我和同行的人谈起，他们的反应并不强烈，主人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安排，结果我白白做了一场梦。再过三年连那一扎明信片也给拿走了。在“牛棚”里，除了“改造”二字外什么也不敢想。日子久了，思想活动了些，在“干校”的不眠的寒夜里我回想起同日本朋友欢聚的日子，我仿佛又在东京秋田家同中岛健藏先生一起喝清酒，同木下顺二先生在箱根喝茅台，我感到了温暖和安慰，终于沉沉地睡去了。那个时候我正准备等到自己的改造有了成绩回到上海作家协会传达室当一个看门人，我以为今生今世不会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了。我也不敢再做广岛的梦，因为一提到广岛，我便想起杨朔同志的悲剧的死亡。
十七年似梦非梦地过去了，我早已从“牛”又变回到人，而且接受了访日的邀请。主人问起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了去广岛的愿望，我想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过两年我连出门也会有困难，更说不上去远方。
我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在羽田机场辞别了东京的朋友走进机舱坐定以后，我频频地揩着眼睛：朋友们的眼泪引出了我的泪水。飞机平稳地前进，我望着下面的云海……
我为什么这样激动？我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厉害地翻腾？为什么二十年来我一直忘不了这个地方？我走下舷梯，机场上一片阳光，我的心平静了，迎接我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我的思路清楚了，二十年来，不，不止二十年，应当说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关心广岛人的命运，我读过关于广岛的书和新闻报道，我也听人谈过广岛的事情，包括种种不真实的流言。五十年代后期我意外地翻看了一本当时身受其害的医院院长的日记，有几天睡不好觉。三十五年来我就是这样想：他们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不幸，他们应当生活得好一些、幸福些。这大概就是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正义观吧。三十五年中间我并非时时刻刻都想在这个遥远城市发生过的大悲剧，想的时候并不太多。但是每一想起广岛，我就受到那个愿望的折磨，我多么想亲眼看看广岛人（包括当时的幸存者）今天的生活！
现在我终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我生活在广岛人的中间。我呼吸着少尘土的清洁空气。在安静、宽敞的现代化旅馆里住下来以后，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在原子弹爆炸中心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和平公园，我们把鲜花扎成的花圈放在悼念受难者的慰灵碑前，站在那里默哀行礼。是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的下午，公园里绿草如茵，樱花盛开，孩子们在草地上游戏，不停地发出欢笑。成群的鸽子从容地在草间找食物，同孩子们友好地在一起。马鞍形大纪念碑下面有一个石箱，箱里存放死者的姓名簿，箱上有三行文字，译成中文就是：“安息吧，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了。”这碑文据说是广岛大学一位教授在一九五二年写的。我默念着碑文，我的脑子里闪现了三十五年前那些可怕的情景，我又看到了蜂谷院长日记中所描绘的一切，我不敢搅动这一池记忆的黑水，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忘记，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许多人的声音：“水，水，给我水！”我的嘴也干了。我转过身，本地记者拉住我问话的时候，我差一点发不出声音来。四周都是水池，要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就会俯下身去喝水了。
三十五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火海，今天面对着慰灵碑我还有口干的感觉。抬起头我望见了当年产业奖励馆遗留下来的骷髅般圆顶建筑物，这是惟一的旧时代的遗迹，只有它是人类历史上这个大悲剧的见证。在慰灵碑后面隔着水池便是“和平之灯”，两只象征性的大手捧着一只杯形的火炬，火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点起来的，而且要燃下去，一直到世界上没有了核武器的时候。火熊熊地燃着，池子里现出火炬的倒影。火在水里燃烧！这不灭的火就是广岛人对和平的热烈愿望。
千羽鹤纪念碑下面挂着全国儿童折好送来的无数的纸鹤，我取下一只蓝色硬纸折成的小仙鹤放在袋里带回中国，可是今天我却找不到它了。难道它飞回了广岛？纪念碑是为了悼念受害的学生和儿童建立的，是全国儿童捐款建造的。碑的顶上立着一个小女孩，高高举起一只纸折的仙鹤。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两岁小女孩当时受到原子辐射，十年后发了病，她根据过去的传说，相信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得到幸福、恢复健康。她在病床上一天一天地折下去。她想活。她不仅折到一千只，而且折到了一千三百只。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