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总部决定，要在韩德勤还没与王仲廉会合之前，先对韩德勤的顽军给予痛击。3月17日夜，彭雪枫第四师主力在张云逸第二师和黄克诚师配合下，对山子头地区的韩德勤顽军进行自卫反击，18日上午结束战斗，歼灭韩德勤总部及所属官兵一千多人，生俘韩德勤本人。
韩德勤被俘后，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继续对他进行争取教育，要求他的部队西撤，不向津浦路以东推进，并放还了部分人和枪。31日，陈毅和韩德勤谈话，在他答应停止反共后，新四军将他礼送出境。这样，国民党顽军在华中根据地内的最大反共堡垒被铲除了。
几个月后，新四军又被迫对步步为营进逼根据地中心区的李仙洲顽军进行自卫反击，击毙五千多人，迫使李仙洲向陇海路南撤退。新四军在山东初步扭转了日伪顽夹击的不利局面。
毛泽东用他的智慧和魄力领导中国的抗战，运筹帷幄，高瞻远瞩，在中共和抗战军民中的威望日益增高。这一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处理日常工作，对所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
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抗日军队，在抗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解放日报》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详细列举华北、华中和华南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兵力数字、驻防地区和战争情况，综合敌我友的态势是：侵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团共六十万人中，国民党三百万军队抗击着十五个师团二十五万人，占百分之四十二；共产党领导的五十万人民军队则抗击着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此外，还有六十二万伪军，大部分是由原国民党军队投降日伪而来，也几乎全部集中在共产党的战场上。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承担着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压力。这一年4月20日，冈村宁次的日本华北方面军针对太行山地区的国共军队发动“太行作战”。日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奇袭歼灭晋东南地区庞炳勋的第二十四集团军，然后将兵力转向北方“扫荡”，寻求消灭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铲除扰乱山西省的根源”。
驻守太南和豫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一直制造与八路军的磨擦，但一遇到日军的军事压力，很快就溃不成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向日军投降，庞炳勋在5月5日被日军俘虏。他在九天后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宣布叛国，与杜淑的伪军合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任总司令。可叹在临沂战役中为抗战立下过战功的庞炳勋，竟然甘做民族败类。
5月5日拂晓，一万五千名日军秘密集结，突然出发，排成梳篦队形，奔袭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地，企图“铁壁合围”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师部。当晚，八路军总部跳出合围圈，转向太岳区，第一二九师师部也从涉县向西北转移。随后，八路军主力在外线广泛出击日伪据点，地方武装结合民兵开展地雷战和麻雀战，日军在一千九百多个地雷的阵地上踯躅徘徊，丢下大量尸体。20日前后，一无所获的日军退出抗日根据地，撤向同蒲、正太和平汉铁路沿线。
敌后民兵的“麻雀战”和地雷战，是对付日伪军“蚕食”的有效战术，取得了巨大战绩。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地雷阵，使日伪军无从捉摸，防不胜防。八路军开展“飞行爆炸”运动，民兵把大量地雷埋在日军交通线上和据点周围，甚至埋到日军营房和操场里。日军出动时，走大路大路炸，走小路小路炸，只好用牛拉着石滚子在前面探路。
时间进一步证明了鲁南的铁道游击队是一支优秀的武装工作队。队员们具有超人的本领，能够跳上急驰的火车，又从火车上跳下来，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他们像一把利剑，搅痛了日军的心脏，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日军在枣庄火车站对面开设“国际洋行”，表面上做生意，实际上是特务机关，枣庄外运的煤炭等军用物资，都由这个机关经手。游击队员在洋行里杀了两个日本兵，夺取一支乌龟匣子。日军吃亏后，在火车站加修了碉堡，增加洋行的岗哨，加高洋行的墙垒，装上铁丝网，加派十四名日军警卫。游击队员从洋行南边厕所挖墙而入，手持大刀，分头扑向四面房里，砍下十四名日军的脑袋。
在津浦铁路鲁南段和临城到枣庄的铁路线上，队员们时常让急驰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相撞，满载物资的列车忽然前后脱节。日军补给前线的武器、弹药、布匹和医药，被游击队送往抗日根据地。日军赶到出事地点搜捕，车皮早已化为灰烬。
一次，一列从赵墩开往临城的混合列车，未到四孔桥，两名游击队员从路旁跳上车头脚踏板，开车的日本人没有弄清楚状况，就一命呜呼。两个中国司炉被绑上了，乘客和押车的日军对这一两分钟内发生的变化毫不知情。列车快进四孔桥时，车速放慢，路两旁又跳上几名游击队员。车头拉响一声汽笛，潜伏在各车厢的游击队员，亮出武器，向日军猛扑过去。列车在四孔桥附近停下，各车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