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弹药、汽油、粮食和被服。
王明贵在战前进行了详细的敌情侦察。他和中队长修身，化装成赶大车的，赶到离霍龙门只有十多公里的炭窑，走进炭窑窝棚，只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正忙着做饭。他们向老人说明了真实身份和来意，要求他协助侦察敌情。老人说：“为了抗日救国打日本，有啥需要我办的就尽快说吧，咱没说的！”
老人说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霍龙门的日本兵营，常驻兵力很少，每天从嫩江站开来一列车日军，有时住下，有时返回。
王明贵请老人带修身去霍龙门车站侦察敌情。老人说：“最好我一个人去侦察，免得引起敌人怀疑或出现意外。”最后约定，当晚到炭窑窝棚听消息。
天黑时，老人回来了。他亲眼看见了三四百名日军上了开往嫩江县的火车，就赶紧回来报告。
10月17日晚，部队接近了霍龙门，在一个山脚下停住。各大队按战前部署，由炭窑工人带路，分头奔向进攻目标。
徐宝和率领第八大队最先到达伪军骑兵连营房。伪军哨兵向冲锋队开枪，成了抗联部队发起全面冲锋的号角。冲锋队员手持早已准备好的两条毛毯，往铁丝网上一搭，后边的战士紧跟着冲入院内。伪军骑兵连的官兵躺在炕上就成了俘虏。
经过九十分钟战斗，王明贵支队缴了伪军的枪，打死打伤六名日军，俘虏了二十多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日军的铁路供应总站，变成了王明贵支队的物资补给站。每个战士装备了两匹战马、全新的军大衣、棉衣、皮鞋、皮帽、皮手套和两条毛毯。他们将分给群众以后剩下无法带走的物资付之一炬，使霍龙门变成了“火龙门”。
1939年秋天，日军严重破坏了松花江下游的抗日游击区，又将进攻矛头指向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一路军。关东军成立了“联合讨伐”司令部，集中了日伪军警宪特共七千五百多人，大规模进攻抗联部队。日军把杨靖宇视为眼中钉，成立了四支“专对杨靖宇的部队”。
为了抓住杨靖宇，这些部队个个使出了看家的本事。他们先是按区域在飞机配合下，采取“陆空呼应”、“踩踏战法”，进行联合“围剿”，继而打破区域界限，只要一发现杨靖宇的部队，便穷追不舍，以所谓“狗蝇子战术”死死叮住，越区追赶。
日伪军的这些损招，使杨靖宇的部队陷入了困境。
杨靖宇在1940年初率部回到蒙江县。为了筹集给养，袭击了日军的重要据点龙泉镇。这次袭击取得了战果，但暴露了行踪。日伪调来大部队，在蒙江境内到处张罗布网，决心一举消灭杨靖宇。
杨靖宇的部队改变集中兵力夺取衣食的计划，化整为零，采取了一系列迷惑敌军的措施，日伪军一时无法确定杨靖宇的准确去向。
1月21日，部队在蒙江县马家东南方密林地区与日军“讨伐队”作战，警卫旅第一团参谋丁守龙负伤被俘，然后叛变。他是知道杨靖宇行踪的。
日军按照丁守龙提供的情报，一次又一次把搜捕的大网准确地撒到杨靖宇所在的小部队头上。杨靖宇带着小部队左突右冲，总是冲不出包围圈。这时候，部队里又有一个张秀凤叛变。杨靖宇带着十五名战士，被张秀凤带走七个，只剩下七名，一个脚肿，一个有病。
日伪军对这几名抗联军人紧紧追杀，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两人，被日军封锁在伐木场附近的山中。三名军人面临着饿死的危险，两个警卫员冒险下山买粮，牺牲在日军枪口下。日军从他们的遗体上搜到杨靖宇的印章，估计他就在附近山上，于是加紧封锁各条道路。
杨靖宇孤独地熬过了饥寒交迫的五天。为了生存和战斗，他孤身下山买粮，走到三道崴子路边，碰到几个打柴人，便请他们代买粮食和棉鞋。这几人中，有一个是伪满的牌长，回到村里就向日军告密。“讨伐”队迅速开到，将筋疲力尽的杨靖宇包围在一片小树林里。日军逐步逼近到五十米处，喊话劝降。杨靖宇一声不吭，双枪射击，连续打倒五名日军，“讨伐”队一死四伤。日军知道已经没有指望活捉杨靖宇，就猛烈开火，杨靖宇左腕中弹，手枪落地，右手的驳壳枪还在射击。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部，他倒在地上，壮烈牺牲。
日军估算，杨靖宇饥饿已有半个月，完全断粮至少在五天以上，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山林，没有房屋可以御寒，坚持活下来了，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将杨靖宇的遗体送到县医院解剖，切开肠胃，看到的只是草根和棉絮。在场的中国护士禁不住流下热泪，日本军官则狠狠地说：“算他是支那的一条好汉！”
日本关东军将杨靖宇的头颅切下，送到伪满的“新京”长春保存，同时在杨靖宇殉难处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将遗体下葬，以这位中国将领的顽强为榜样，训戒自己的部属。
长春解放后，泡在药液中的英雄头颅被找到，脸上冻伤的痕迹还清晰可见。人们用他的头颅制作了塑像的印模，然后将头颅与躯体合葬在通化烈士陵园。
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一路军的重担全落到魏拯民身上。但是，久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