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阵脚。他认准勃尔盖维森斯基的座机，紧咬这架苏军领队长机的尾巴。但他不急于射击，他要有十足的把握才会发射子弹。苏军大队长全神贯注地对一架日军轰炸机紧追不舍，竟没有发现死神派出的恶魔已经跟在他的后面。
日本海军的“空中霸王”还在咀嚼着即将偷袭成功的喜悦，他要让这种滋味再久一点，再久一点……他控制着一名苏联飞行官的生命，死神的意志就在他的指头上，胜利的桂冠随时可以撷取，他现在只是从射击瞄准镜里玩味着一个无法逃脱的猎物。
南乡茂章狞笑了，他的手指开始动作，他听到了“嗵嗵”的枪响，但是这声音似乎响得早了一点，因为——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人从“空中霸王”后面射击，动作比他早了那么一瞬。因此，南乡茂章前面的苏联飞机平安无事，他自己的飞机却冒起了黑烟，而且再也不听他的控制，而成了万有引力的另一个证据，栽到银波浩淼的鄱阳湖中。
勃尔盖维森斯基在惊出一身冷汗之后，回头看到了救了他一命的中国飞行员，他就是罗英德。被救者和援手者心心相印，但他们当时都不知道，刚才栽下去的竟是日本海军航空队的一名“天王”。他们自然也不会想到，和这个“天王”齐名的另外三名“天王”，不久以后也会在中国的天空中被死亡剥夺他们的荣誉。
南乡茂章死了，把死亡的恐惧留给了仍在空中混战的日军飞行员。日军驱逐机只顾逃命，把他们应该护卫的轰炸机留给中苏空军做枪靶。中苏空军当仁不让，又击落八架日军轰炸机。然后，他们凯旋返回机场，跳下飞机，迫不及待地互相拥抱。
空战大捷，喜讯传遍武汉三镇，百万军民欢呼雀跃。２月２１日，武汉各界民众一万多人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
中共中央和驻武汉的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董必武和叶剑英等人出席集会，他们送的挽联写道：“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万万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日军在“二一八”空战中失利，气焰收敛了一阵。紧接着，发生了一个令他们大为恼火的插曲。２月２３日是苏联红军节，苏联空军志愿队决定长途奔袭日本设在台湾的空军基地。当时，台湾的松山机场上停放着大批日军战机。留恰哥夫决定派出汉口波留宁率领的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队的二十八架飞机和驻南昌的中苏混合编队轰炸机队的十二架飞机。
当天早晨，两队分别出发。由于领航员计算偏差，南昌起飞的机队没能到达台湾。波留宁大队航程远，不得不靠五千五百米高空的直线飞行节省燃料。从汉口到台北，飞行员们忍受着高空缺氧的折磨。
到达台北时，云层中出现“天窗”，苏军迅速钻出云层投弹，机场陷入火海。日本人根本没料到竟有人能够袭击台湾，毫无戒备，战斗机和高射炮都成了哑巴。
这次轰炸，苏军共投掷了二百八十二枚炸弹，炸毁十二架日机、十座营房和三座机库，还焚毁了可供三年使用的航空燃油及其他装备，松山机场完全瘫痪，一个多月不能使用。
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设宴，为全体参战人员庆功。她在祝酒辞中说，这次袭击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当局已将台湾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司令官撤职审判。
在异乡作战，语言障碍是最大的不便。苏联航空志愿队来中国作战初期，曾发生跳伞的飞行员被当地民众误认作日本人而加以围攻的事件。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国民政府为他们制作了蓝色的袖章，上写“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１９３８年初，波留宁的飞机在作战返航时出现故障，迫降在一片芦苇里。全体机组人员忧心忡忡地望着这个陌生地区。不久，三百多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朝他们走来。波留宁赶紧用手指着绣在他制服上的蓝布条，中国人端详了一会儿，突然露出了笑容。
机组人员通过图画语言，指导村民们把重达七吨重的飞机从沼泽地里拖出来，中国人硬是靠人力把飞机挪到江边，抬上一条小火轮，一位老船长痛快地答应把飞机运到汉口。
随后，这几位“洋人”被安排到一家小餐馆吃了顿安逸的便餐，有蒸肉、花生米和各种陌生的蔬菜。饭后，他们在安静的村舍里美美睡了一觉。他们好不容易才弄清楚那地方叫做芜湖，在他们记忆里，那里好像一个战时疗养所。
护送他们去汉口的中国小伙子带足了面饼，还带了茶水。他一路上做着手势讲故事，用口哨吹出动听的中国民歌。两天后，飞行员们安全回到汉口基地。不久，飞机也运到了基地。
再说日军在武汉空战中吃了亏，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报复。４月２９日是日本的“天长节”，是日本人大庆的日子。侵华日军头目企图在这天之内一举消灭驻武汉的中国空军主力，为天皇祝寿，邀功领赏，调来海军佐世保第二航空队执行这个使命。
离日军预定的奇袭还有九天，中国空军击落了一架在湖北孝感上空侦察的日军双座侦察机，在死去的日军飞行员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