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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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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1、武汉上空构成立体纵深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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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调集大军向徐州进攻的同时,他们的航空兵开始了对武汉的空袭,企图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机构、军工生产基地和空军机场,瘫痪中国军队的交通运输,为日军地面部队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

    1938年春天,本该是花红柳绿、鸟鸣莺啼的季节。但是,日军铁蹄践踏中国大地,春光破碎,一片战火狼烟。上海的大火,燃烧了半个多月,绵延几公里。南京变成了废墟,大街小巷,陈尸遍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煳味和浓浓的血腥气。

    天空也是昏暗的。一群群、一拨拨八八式、九四式、九六式日本战机,像饱食中国人血肉的魔鬼,狰狞地抖动翅翼,飞来窜去,向地面抛洒死神的火药。尖厉刺耳的俯冲,撕扯着中国士兵和平民的神经。成吨的炸弹嘶鸣着,飞向守军的阵地,飞向安宁的城市,飞向大路上蜂拥逃难的人群。大地在震颤中龟裂,横飞的血肉染得天空一片殷红。

    人们多么希望中国的战鹰飞上天空,拦截和打击日军的空中魔鬼。但是,中国的机场上已经没有战机可以起飞了。

    的确,中国的战机已经打完了。淞沪会战中的中日空军大战,震慑了骄狂的日本空军。他们变得非常谨慎小心,改变了战术,每次轰炸机出动,总有大批驱逐机随队护航,空中袭击也尽量改在夜间进行。中国空军很难捕捉到大规模聚歼日军机群的战机。在持久的消耗战中,中国空军感到自己飞机太少。

    蒋介石却没有这种痛感。空军打了几次胜仗,为他带来了国内外军界和舆论界的赞誉颂扬,民心和士气也随之高涨。蒋介石太需要这种效果了,他需要更多的空中捷报吸引西方国家的眼球,而不惜牺牲机数少得可怜的中国空军。于是,他不断向空军总指挥周至柔上将施加压力。当然他也没有忘了给予鼓励,在军事会议上当着众多高级将领夸奖他指挥有方。周至柔决定再接再厉,锦上添花。他向各地的空军部队发出命令,要求他们主动出击,轰炸长江口的日军战舰,拦截日军机群,突击境内外日本空军基地。

    中国空军很乐意频繁作战,但是战机的损耗急剧增加,可以说是竭荆葫能了。一批空中英雄怀着悲壮的骄傲,无憾地陨落在生养他们的大地上。打到南京快要陷落的时候,中国空军只剩下最后一架战机,告别京城,孤独地向西飞去。

    中国空军不乏勇士,却没有可以将他们载上天空的飞机。

    蒋介石也知道,没有飞机,何来空中的胜利!德国不会给他援助了,还撤走了军事顾问。英美的飞机也是可望而不可及。他情急之下,写信给斯大林:飞机需要之急,无可与比。

    斯大林给予了回应,握住了蒋介石伸过去求援的手。希望在除旧迎新的时候从空中飞来,飞到寒冷的武汉,飞到蒋介石身边。湖北樊城机场和南昌青云浦机场仿佛从冬眠中苏醒,顿时生机盎然。小巧轻灵的苏制И-15和И-16驱逐机,庞大结实的СБ轰炸机,结队而来,迎着中国空军将士含泪的惊喜降落到机坪。中国飞行员们欢呼雀跃,扑向将与他们生死与共的战鹰。

    2月18日的武汉,晴空一片,宽阔的长江上,空气清冷,江面风平浪静,舟楫稀疏。这里地处中原,离当时的抗日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但日军的飞机不时靠近,侦察骚扰,空袭警报声不绝于耳。

    将近中午12点,日军的二十六架战斗机和十二架轰炸机,在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会合后,摆着长蛇阵直扑武汉。

    日军动用刚刚装备部队的新式飞机进行这次空袭,其中九六式战斗机是1936年才正式投产的。该机身长七点七一米,翼展十一米,乘员一人,最大时速四百公里,最大航程一千三百多公里,机上装有两挺七点七毫米口径的机枪,携带两枚小型炸弹。

    汉口机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指挥所。大队长李桂丹命令下辖的三个中队全部起飞,迎战日机。尽管不是第一次出战,李桂丹仍然很激动,他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前任大队长高志航惨死在日军轰炸之下的情景。

    第四大队组建于1936年10月,原驻河南周家口机场,1937年8月14日,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开赴华东抗日前线。同一天,第四大队在杭州首次与日机交战,取得六比零的战绩。此后,第四大队越战越勇,连续击落几十架日机。

    “八一四”空战的胜利,使中国空军一役成名,令世人刮目相看。8月14日成了中国空军的节日。高志航从这一天起,被中外舆论推崇为“中国军魂”、“抗日天神”。不幸的是,11月21日,高志航正要率领转场到周家口机场的第四大队起飞迎敌时,一群日军攻击机突然飞临机场上空。日机炸弹的弹片嵌入高志航的身躯,鲜血染红了座舱。高志航牺牲时,双手还紧紧握着飞机的操纵杆。

    高志航的牺牲改变了他的同乡和挚友李桂丹。这个原本活蹦乱跳、服饰整洁的东北帅小伙,变成了一个胡子拉茬、不修边幅的怪人。过去笑口常开,如今却像用铅封上了嘴,很少蹦出一句话。一上训练场,他就咬牙发狠,目射凶光。一上天空,两眼便喷出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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