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和红军的各单位接到通知：要在保安修飞机场，地址选在抗日红军大学前面的平地上。人们猜想，一定是要用飞机把蒋介石押送到保安来，情绪非常高涨。大家拿着锄头和铁锹，在场子上平地、砍树、抬石头。忽然，天空传来嗡嗡的声音，一架飞机飞到头顶上，盘旋几圈，又飞走了。
下午，又接到通知：机场不修了。贺清华心里纳闷，找到机会就问毛泽东：“主席，飞机场怎么不修了？不把蒋介石送来了？”
毛泽东笑了，向贺清华解释道：“啊，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把蒋介石弄到保安来关窑洞。修飞机场，是因为张学良的飞机要来接我们的代表。但红大附近的山沟太窄，飞机落不下来。明天周副主席骑马去延安，再由延安坐飞机去西安，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但不主张杀他，还主张放掉他呢。”
同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表明逮捕蒋介石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政府应该发动全国的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所以要对他进行“最后之诤谏”，保证他的安全，促使他反省。
14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宣布撤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他们把东北军的第五十七军和第一○五师调到渭南一带，部署第五十一军和第六十七军警戒兰州至咸阳一带，第十七路军警戒兰田、商城、蒲城和大荔一线，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进攻。
同一天早晨，周恩来离开保安。毛泽东冒着大雪给他送行。和周恩来一同起程的有博古、叶剑英、邓发、李涛、李克农、罗瑞卿、童小鹏等二十多人。一支红军骑兵部队担任护送任务。毛泽东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祝你们一路顺风，祝你们凯旋归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三十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国内外都受到极其强烈的震动。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混乱。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讨伐”张学良的“叛变”。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第二十八师、第三十六师、第三十九师和教导总队沿陇海路西进，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在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第二天，他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替代蒋介石。
南京政府内部两大派泾渭分明，以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反对马上“讨伐”，却苦于手中没有军权。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她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局势十分混乱和紧张。
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中共寄予厚望，把关系民族兴亡的重担放到了共产党肩上。形势要求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迅速做出正确的决定。
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国民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方针，认为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发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同一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再次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中共中央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苏区有人要求把蒋介石“交付给人民审判”。13日在毛泽东办公的窑洞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也有人主张“审蒋”。15日，红军十五位领导人在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电文中也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但是，中共中央根据事变的发展，认为必须修正“审蒋”提法，以击破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阴谋，压迫和争取亲英美派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
短短几天中，中共中央根据既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策略，制定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正确方针和政策，表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伟大政治襟怀，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17日黄昏，张学良派到延安迎接周恩来一行的波音飞机，披着绚丽的晚霞在西安机场降落。张学良和杨虎城不知飞机何时到达，未在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在张文彬陪同下，坐上张学良派来的汽车，向西安古城驶去。
周恩来等人进城后，刘鼎把他们安排在金家巷地下共产党员涂作湖木匠的家里。周恩来在这里刮了一次胡须。
此时，抓住了蒋介石的张学良，如同抓了一只刺猬在手里，拿在手里感到扎手，放在地上又怕它跑了。听说周恩来等人已经到达，心中顿感宽慰。
周恩来到达张公馆时，张学良已在门口等候多时。彼此问候过后，张学良注视着周恩来的面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