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土肥原协定》，让日军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
在河北，大约在同一时期，日军主要制造了两次阴谋事件。
自幼习武的河北隆县人孙永勤，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民众军，武装打击日伪势力。1934年2月，民众军开始接受中共冀东特委的领导，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任军长，队伍发展到五千人。救国军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兵力，战绩卓著。
1935年5月，救国军在茅山地区被五千多名日军包围，还有国民党军队协同“会剿”。身患重病的孙永勤指挥部队抵抗，中弹牺牲，部队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借口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中国地方政府庇护，对中国政府施压。这就是孙永勤事件。
同一年5月2日，在天津主编亲日报纸的汉奸胡恩溥和白逾桓，接连被人暗杀。有人在夜间潜入胡恩溥在日本租界的祝葫，向他连射几枪，然后逃走。日本巡捕闻声赶到，没有抓到凶手，将胡恩溥送到医院，没能将他救活。第二天凌晨4点，有人潜入白逾桓在日本租界的住宅，向他连射三枪，日本警察赶到现场时，白逾桓已经死亡。于是，胡恩溥的《国权报》和白逾桓的《振报》立即停刊。两名汉奸接连在戒备森严的日本租界被杀，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大佐操纵的。
这两个事件，成为日本提出无理要求压迫中国政府的筹码。结果是，国民政府一再退让，何应钦出面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日本借此大捞了一把，攫取了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
日本没有止步。他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自治事件”，践踏和侵吞中国华北地区的主权。
土肥原为著名汉奸白坚武撑腰，在1935年支持他拼凑起一支“华北正义自治军”，让他任总司令，日本浪人当顾问。这支汉奸武装打算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国”。
白坚武收买了北平铁甲车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他还派人收买副大队长邹立敬，后者不愿当汉奸，向大队长曹耀章密报。曹耀章又密报何应钦。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了策划铁甲车大队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决定提前发动叛乱。6月27日夜里，白坚武率领六十多名包括部分日本人在内的匪徒，从天津乘快车在丰台站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得到报告，立即下令全城紧急戒严，派部队用麻袋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的警戒。
在丰台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铁甲车大队叛变的第六中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北平永定门口，发现缺口已被堵住，车队无法前进。日本浪人命令铁甲车向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开炮，企图用爆炸声通知城内的便衣队开始动手。但是，炮弹被士兵卸去了引信，都没有爆炸。便衣队被军警包围在东交民巷，无法行动。
天快亮了，城外的叛军不敢拖延，退回黄村。叛变的铁甲车中队长段春泽见大势已去，领着三百多人逃往香河县。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王树常的命令，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三名叛军头目，乌合之众立即四散。三名叛军头目被押解到北平，经审讯后枪决。同时落网的日本顾问和几名浪人，被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在天津坐镇指挥的白坚武等人，则在日军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丰台事件刚过，香河又有汉奸叛乱。
香河县政府在8月13日颁发布告，要增加土地附税。布告贴出，民怨沸腾。当了汉奸的大地主武宜亭和安厚斋，乘机鼓动抗税。
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巴不得武宜亭带头闹事。他们认为，香河县地处北平和天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在这里策动“自治”，对日军大为有利。
10月上旬，日本特务在北平对武宜亭和安厚斋面授机宜。这两个人回到香河，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20日早晨，约两千多名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从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县里的警察鸣枪弹压，将城门关闭，民众大部分散去。
第二天，河北省主席商震调了一个保安中队到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闹事，也从北平派出二十多名宪兵，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下午，日本宪兵的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人的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武宜亭很快拼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
国民政府命令商震“妥为处置”。商震派刘耀东到香河任代县长，武宜亭设了个鸿门宴。酒宴上，日本“代表”西村向刘耀东索取省政府的委任状来看，接到手里看也不看，就将委任状撕毁。刘耀东抗议，武宜亭的人一拥而上，打得他大呼救命。刘耀东的三名随从拔枪登楼，武宜亭一伙同时开枪，随从一死两伤，后来有一名在医院死去。刘耀东被扣押监禁。随后，武宜亭率领手下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