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蒋介石依法组成以他自己为“党国”的“最高领袖”的独裁政府。
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五五宪章》（即宪法草案）。《五五宪章》最大的特点是打出了“还政于民”的旗号，因此，较之前面两个法律文件有较大的改变，一是将政府首脑由主席改为总统，总统有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等一切大权，并赋予所谓“紧急事变”、“重大变故”时，任意发布紧急命令的特权。二是删除了训政纲领一章，增补国民大会的内容。国民大会由选举产生，但是《国民政府组织法》双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候补委员为当然国民大会代表。这样，“国大”仍然是国民党的一个点缀。三是规定给予人民各种“民主和自由”，但在条文中用“但是”和“限制”语加以否定。
《五五宪章》在《训政约法》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在形式上规定了一些类似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条文，取消了国民党“训政”的规定。然而，它并没有改变《训政约法》法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所谓“还政于民”只是停留在官样文章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实施举措。因此，“还政于民”也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即使这样的一个根本大法也只是一纸空文，并未付诸实施，所谓“训政”时期仍在延续。
评析：
蒋介石自攫取国家最高权力后，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起，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其实，他所说的“训政”与孙中山的“训政”理念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孙中山认为“训政”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这是一种“权能分治”的治国理念，其目的是，培植民主土壤，通过教育与实际训练，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
与的热情，为将来实行宪政奠定良好基础。
而蒋介石所讲的“训政”，完全曲解了孙中山的“训政”理念，阉割了它所蕴含的民主精神，第一，背离了孙中山“训政”理念的民主治国的精神。尽管在权力配置与安排中，讲到政权在民，也规定了人民的四种权力，但是这些权力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所谓“训政”实际上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一人独裁的托词。
第二，按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时期是一个不太长的过渡阶段，应创造条件，让民众在实践中增强民主意识，提高参政能力，或是蒋介石搞的“训政”却是压制民主，无限的延长“训政”时期，到后来明确宣布实行“宪政”长达近２０年。
第三，缺乏逐步健全的法律为民主政治提供保障。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６年曾围绕“训政”制定了《训政纲领》、《训政约法》、《五五宪章》三个法律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前后有所不同，但其以党治国、愚弄人民的本质没有改变，它们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与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确定与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人民应有的权利几乎全被剥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和民主自由权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由此看来，蒋介石想以所谓“训政”掩盖其独裁的伎俩并不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