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弱国无外交。自鸦片战争以降，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蒋介石比较喜欢仰仗国际势力解决他在执政中所遇到的麻烦和问题，在国际争端中也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他的政治生涯与国际交往有着密切关联。他的发迹与攫权，下台与复出，崛起与沉沦，辉煌与尴尬，都可以看到洋人的影子，外交的痕迹。他的成与败，与国际交往不无关系。
然而，蒋介石在国际交往中的成功，并不等于国家和民族的成就。他仰洋人的鼻息，为了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集团乃至于一个家族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如同周恩来所言，是“跪着办外交”。就总体而言，蒋介石的外交谋略不是大略，而只是“小术”。他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的命运。
“守株待兔”源出于《韩非子*五蠹》，这一典故说的是一个农夫近似愚蠢的故事，自古以来，几乎是老幼皆知。这个成语实际要比喻的是，不知变通或妄想不经过努力而侥幸得到成功。用这个成语来评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的外交作为并非夸张。
事例：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的无为外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与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相适应，提出了怪异的对日“四不”外交方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和宣战。蒋介石对于这种正义要求，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加以指责，称这是“绝路”，是“自取灭亡”。在他看来，民众不要要求高了，“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则在绝对不订立丧权割地之条约”，其他“无论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迅速，皆应予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这一大段话只不过是一种托词，随后他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称这是“今日我国外交唯一之途径”。
蒋介石的“四不”对日外交方针如同日戏，在鸦片战争时期，满清朝廷一个封疆大员在广东被英军掳到印度关在大牢里讲过类似的话语，但那是他已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想保持民族“气节”的一种托词。而堂堂的最高当权者以“四不”作为对日外交方针，实际令一切爱国的、善良的国人费解。“四不”暗含着蒋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图，继续蒙骗愚弄国人，给人们一种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榄枝，乞求日本不要扩大对华侵略，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的翻版，是误国之策。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声称要“入山静养”，实际上，念念不忘他的“四不”方针。担心接替他执掌南京政权的孙科、陈铭枢会“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只有自己重掌大权，继续对日本妥协退让，才能“挽救危机”。蒋介石的“四不”的对日方针抛出，日本回应的却是扩大对华侵略势态，不久，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２、妄想美英抑日，美英以“不承认主义”搪塞。
蒋介石指使张学良下令部队，对日本军队的侵略不进行抵抗，在战场上的不作为，实际上也就等于放弃了争取国际声援的权利。但是他却幻想同日本帝国主义讲公理，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国联，更指望美国、英国出来干涉和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虽然美英与蒋介石集团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可是，他们却认为，日本侵占东北之举，是以后进攻苏联的重要步骤。因而均采取容忍、观望态度。
当日本继续扩大事态时，美国政府担心日本向关内扩张，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事变及其对策。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经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他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只能施加外交压力，即进行所谓的“道义制裁”。１０月，总统胡佛把美国的态度讲得更明确，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秩序的机会吧！那么，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于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１月，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之态度并未变更。
１９３２年１月，美国政府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宣称，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日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国政府或其代理人所缔结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７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政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