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梁换柱”一词源出于《帝王世纪》，曰：“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说的是殷纣力大无比。后来人们把这一词语转义为对兵家、权谋家的一种计谋的表述。意指：“频更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乘之。曳其轮也。”在权谋上，比喻玩弄手法，暗中改变事物的内容或事情的性质，以达到蒙混欺骗的目的。在军事上，联合同盟军对敌作战时，反复变动盟军的阵容，借以换掉盟军的主力，等待它自己败落，然后再乘机把它兼并。在诸侯林立的古代，或者在军阀割据的近代，所谓盟军，不过只是一种暂时的联合而已，所以“兼并盟友”是常见的事。蒋介石在解决四川军阀刘湘军阀势力曾采用了此术。
事例：
在古代，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近代以来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四川被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蒋介石早就想插足四川，由于一直忙于其他要事，此事暂时顾及不上。而四川大小军阀虽然内部烽烟常起，连年内战不休，但是对蒋介石的防范却是目标一致，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染指四川。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把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所谓抗战战略，与实施削弱军阀、控制四川的削藩术结合起来，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解决四川问题。
１．在蒋家军入川问题上，以退为进。
蒋介石很早就曾尝试用文的方法，取得对四川的控制权。１９２８年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一个“党务监察委员会”进川，７月在成都展开工作，引起四川军阀的警惕，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蒋介石不得不指示，把这些人撤离成都。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４年间，中央党部曾四次谋划在四川建立党部，均告失败。
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刘湘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蒋介石表现出热情，并作出积极“围剿”红军的姿态。中央红军长征后，他更是积极配合蒋介石追剿红军的部署。
此时，蒋介石的高级谋士杨永泰向蒋进言说，借追剿红军之机，中央军入川，以“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杨的进言更促使蒋介石把解决四川军阀问题与入川建立大后方的战略结合起来。
早在１９３３年，刘湘在成都就任蒋介石发布的四川“剿匪”总司令职，集中全力对付红军。但在与红军作战中损兵折将，事与愿违。８月，不得不故作姿态，通电辞职。９月，蒋介石复电予以安慰，称，“公为乡为国，均应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此实大局所关，亦即大义所在，中央眷念前功，倚畀尤为殷切，讵不可轻率引去，动摇军心。”于是，刘湘顺水推舟，再也不提辞职之事，而是派人赴庐山面见蒋介石，提出几个重大问题请求解决，蒋介石满口答应，十分爽快。
１０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蒋介石布置沿途围堵。刘湘被蒋介石电邀到南京，商讨部署此事。刘在汉口与他的亲信邓汉祥商议，邓汉祥劝刘湘提防蒋介石说：“蒋表面上必定将加重你的责任，提高你的地位说一些如何信任你等等好听的话。实际上就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的目的。同时，他还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重兵入川，实行掌握川局。”在途中刘对随行亲信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红军西来目的，究竟是拿下四川还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如他们的目的在拿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以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是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刘湘在南京与蒋介石见面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据理力争，把中央军拒之川外。双方妥协，达成三项决定：（一）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２．实行渐进式渗透。
蒋介石的“参谋团”名义上是辅助刘湘“围剿”红军，实际上是把足插进来，控制刘湘。他们在进驻重庆后，搞小动作，收编土匪，封官许愿，组织别动队秘密活动，收买分化四川大小军阀。康泽还以禁烟缉私室主任的名义，将缉私总队调入四川，凡水陆交通均设有禁烟缉私专员办公室及检查所，爪牙遍布全川。刘湘大呼上当，但为时太晚，只得以毒攻毒。于是刘湘竭力扩大四川本土特务系统，用以对付别动队。别动队借故逮捕刘湘的特务，刘湘的特务则借助地方黑社会势力暗杀蒋家的别动队。
蒋介石亲自出马。从１９３５年２月起，在四川先后呆了半年，他的此行一举两得，一方面，督阵“围堵”红军；另一方面，进一步控制四川。他把“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以管理川、黔、滇三省的军政，自任主任。还在峨眉山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蒋介石在训练团中，对川军进行驯化，大讲“剿赤”，服从中央等等，同时封官许愿，暗中拉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