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培植嫡系也罢，网罗人才也罢，对圈内人恩威并用也罢，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其独裁统治。谁胆敢挑战独裁，或被认为是挑战独裁，那等于犯了天条，即使是宠臣也难逃厄运。
事例：
蒋介石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薄情薄义的权谋家。他的宠臣张静江由盛到衰的仕途轨迹，显示了他的两面政治秉性。
张静江，浙江吴兴人，１８７７年９月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后因其父捐款，为他谋得一官职，１９０２年，随清王朝驻法国大使出使巴黎，任大使馆商务随员。在巴黎了解了市场行情，做起出口生意来，往返于巴黎与上海之间，发财不少，成为富商。在他的财富增长的同时，革命思想也在生长。
１９０５年，张静江乘轮船赴法国，在船上巧遇孙中山。两人见面如故。张静江开门见山地对孙中山说：“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其欲为君之助，君如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１９０６年，他在回国途中加入了中国同盟会。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孙中山对这位曾以万贯巨款支持革命的富翁，抱以敬佩之情，誉之为“革命圣人”，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然而，正是这位铁了心追随孙中山的富贾，却在孙中山逝世不久，就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转而支持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旅途。
张静江与蒋介石交往甚密。他们在革命年代，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参加革命，而且，张静江有恩于蒋介石，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生意蚀本时，他曾予以帮助，并合伙赚钱；在蒋介石因不能忍受粤军派系排挤，弃职回沪时，张静江给以指点、规劝，并出谋划策。蒋介石非常感激，称赞张静江能“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对其常怀“敬惮之心”，并将其视为仅次于孙中山的“良师”；孙中山蒙难，蒋介石应孙中山召唤赴难广州相助之时，特致函张静江，将自己的后事和两个儿子托付给张。
１９２６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极度孤立。张静江闻讯后，“不辞道远，克日南行”，希望能在这场突发事变中，为蒋介石献策出力。蒋介石转危为安后，挑起所谓“整理党务案”的纷争，再次得手，在北伐前夕，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此时获得政治暴利的蒋介石也送给“恩师”一份厚礼，把自己抢来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职，让给张静江代理。张十分卖力地反共、反革命。后来，陈果夫回顾这段反共的历史时说：“静江先生代理中央党务会议主席的时间虽不久，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立。”
正因为张静江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又有恩于蒋介石，所以以功臣自居，非常跋扈，目中无人，把国民党后起之秀看成晚辈，甚至我行我素，独权、揽权，给人一种挑战蒋家“独裁”的感觉，这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另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蒋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调张静江为浙江省主席，这本是对张的警告，可他还不醒悟，又要争在国民党五院任职，又遭失败。后来，蒋介石感到过意不去，给张静江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随后又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由宋子文任主任，张的那个委员长成了空招牌。
这时，张静江仍执迷不悟，接着又做了几件得罪蒋介石的事情。
一是与“四大家族”争利。张静江担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企图将当时的工矿、交通、运输、电气纳入自己的圈子。而“四大家族”是当时崛起的新兴权贵集团，与张静江存在利益冲突。“四大家族”垄断党政军大权，张很难对抗，只好将自己手中掌握的产业，与“四大家族”斗法。
二是在浙江任省主席期间，飞扬跋扈，侵犯了蒋介石的权威。１９２８年他第二次出任浙江省主席，在此期间，与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兴权力集团发生了多次冲突。
三是大肆任用自己的人，即使蒋介石信赖的人也难以共事。朱家骅是蒋介石信赖的后起之秀，张静江也推荐朱家骅任浙江民政厅长，但张后来处处为难朱家骅。甚至不经蒋的同意就免掉朱的职务，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
四是在修筑浙江铁路问题上与蒋介石存在分歧，未请示蒋的同意，自作主张，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谋划。因此，蒋介石认为张静江不顾大局。
张静江之所以敢冒挑战蒋介石独裁之嫌，说到底还是认为蒋介石与他是老关系，蒋介石不会把他怎么样。蒋多次警告，不听规劝，犯了大忌。在蒋介石心里，必须保持最高权威，不管是谁，不论过去与自己是什么样的有关系，只要胆敢挑战他的权威，都必须予以惩罚。专权的蒋介石是绝对不能容忍别人挑战他的权威的。
１９２９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张静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改为中央监察委员，这是一个闲职。即使这样一个闲职，蒋介石也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