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想成大事，或成就大事已踞高位者的权谋家来说，在权术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两难选择，而举贤用能，与力量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属于这类的选择。成就事业，应唯贤是举，不论亲疏，不计恩怨；然而，权谋家想成就大事业，想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还必须有山头，结圈子，结党以营私，这就必然在情感上内外有异，用人上内外有别，圈子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而且圈又具有无限可分性，圈内有圈，争斗也是死去活来，在圈内与借用的圈外势力之间，在圈内这个圈子与那个圈子之间的矛盾需要平衡；举贤用能与维系平衡是一种两难选择。
事例：
蒋介石在权力角逐场，可以说玩平衡术还是有一套的，但在他所用的人中，要想做到熊掌与鱼而兼得之，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重用杨永泰所引起的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杨永泰，１８８５年，出生于广东高州府茂名县，幼年父母双亡，由伯父收养。１２岁对县应考，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科学制度废除，新式学校兴起后，嗣母把他送到广州求学。在广州不仅受到西方新学的熏陶，而且还受到革命新风的洗礼。在他所求学的学校被解散后，他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是当时该系“四杰”之一。
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政坛党派林立，这为杨永泰提供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投身于党派竞选政治的漩涡中，成为活跃的分子之一，先后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国会议员。
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复辟称帝时，他投身于反袁护国的斗争行列。１９１７年北洋军阀头目冯国璋代总统，非法解散国会后，他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护法失败后，他革命情绪低落，但参政热情不減，在广东担任省财政厅长、广东省长等职，并参与组织政学会，这个小派别后来发展为政学系。后来东渡日本，在那里接受新的知识、国外的经验，探讨中国建设和改良问题，草拟了不少计划、方案，还撰写了《中国民主政治》一书。
１９２８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杨永泰不甘寂寞，希望能够在蒋介石领导的政治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但由于他在所谓议会政治活动期间，长期在北洋政治圈子内活动，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可以挂上钩的人事关系。无巧不成书，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在挖空心思地收罗种类人才。政治利益就这样把两个南辕北辙的人物联系起来。
一段时间，虽然杨永泰淡出政坛，由于他是位有相当知名度的政治性人物，尽管杨与蒋介石并不相识，但他的名声蒋介石耳有所闻。
政治联姻，如同儿女间婚姻一样，需要媒人牵线。这个牵线人就是黄郛。黄郛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外交总长，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但此时他与冯玉祥不合，想找人替代。当他向蒋介石提出此意向时，蒋问他有何人可任此要职。黄对蒋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听黄郛所言，蒋介石对杨的兴趣很浓，立即约见。杨永泰与蒋介石见面后，胸有成竹，谈起天下大势，条理清楚，视野开阔，很多见解颇合蒋介石的胃口，蒋真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立即邀请杨担任重要官职。熟悉权术之道的杨永泰已揣摩到蒋介石的用人心态，以退为进，表示不愿为官，声称中国问题太过于复杂，国民党内派系复杂，只愿意以在野之身，为蒋介石尽力。杨的如此回答，使蒋介石更是坚定了请杨出山的决心。蒋介石自喻为刘备，将杨比成诸葛亮。做出当年刘备三请诸葛亮出山辅政的姿态，苦苦相劝。
杨永泰看到演戏成功，见好即收，虽然顾及黄郛的利益谢绝出任外长，但应允蒋介石的邀请，担任起幕僚长之职。蒋介石起初对杨以宾师之礼相待，事无巨细，必与之商量而后行之。蒋介石得了杨永泰这个“奇才”，有了一个得力助手；杨皈依蒋介石，也有所获，从此杨开始进入政治生涯权倾一时的巅峰期。作为蒋介石的重要阁僚，是智囊团的首席智囊。杨永泰给蒋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所献之策对蒋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为蒋介石“围剿”红军献策。从１９３１年起，蒋介石先后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三次“围剿”，均被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军民所粉碎。１９３２年，随蒋到江西行营任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在蒋介石发动新的“围剿”时，向蒋献了很多计策。在政治上，教育国民党军政官员，“剿匪”不能专靠军事，还要进行“政治改革”；在思想上，向蒋介石建议发起“新生活运动”，想通过这些从政治上孤立工农红军。
其次，为蒋介石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献策。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万里长征，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新的建议：借追“剿”红军之机，蒋介石入川，制服四川军阀刘湘。蒋介石采纳了杨的建议。当红军入川，川军告急时，与刘湘协议，组织督军团，使国民党势力开始深入四川，并于１９３５年在重庆设立行营，杨永泰以秘书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