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石写了《告全国同胞书——庐山谈话》，内有“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文字，表达了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在全国引起轰动。
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讲话文雅，无“天子伴臣”那股子盛气凌人的傲气。并且，他不在圈中搞圈，常自称自己无党、无派、无系、无权、无势。他既无多大的权欲，又没有多大的财欲，与国民党内一些人贪得无厌、私欲难填，形成鲜明对比，在国民党内是为数不多的“清官”，蒋介石称其为古今一“完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完人”，无法支撑住将倾的大厦，悲愤交加。在国民党统治被人民革命推翻的前夕，服安眠药自杀。陈布雷追随蒋２０余年始终不二，以“扶助明君安邦治国”自励。他为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艰危和种种腐败状态忧伤不已，只好仰天长叹，一死了之，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不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二是专门人才。国民党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也开始了国家“建设”。但蒋介石手下大都是随追他在马背上打天下的人，要他们中的一些人下马，弃武从文，不仅大多数人没有这两刷子，即使有，他们也不愿放下枪杆拿笔杆，因为那时的中国，主要还是靠枪杆子说话，有枪即等于有权有势。当然，他们的确没有这样的条件，行伍出身的军人，在经济建设、外交、文化等等领域都是外行。为了弥补专门人才的不足，也为了装点门面，蒋介石选择了一批在学术上有造诣、科技上有贡献的人担任政府官职，这批人被戏称为“学者从政”。
１９３５年，蒋介石迫于日本侵略压力，逐渐改变了在退让妥协中求生存政策，外交上有了一些变化，在政治上注意广泛地吸收人才。这年１０月，蒋介石邀请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同时被邀请到国民政府任职，一时间不少学界知名人士步入政界。
在这批学者中，突出的是翁文灏，翁是浙江人，１９１２年，在比利时获得理学博士，成为我国地质学领域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当时比利时一家报纸报道：“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翁文灏回国后，进入地质研究所，经过长期实地考察，颇有成就。“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指示当时的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为他推荐一批人才。几天后，钱昌照给了他一份名单，其中就有翁文灏。
第二年夏天，翁文灏到庐山与蒋介石见面，指出：政府有天然保护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责任，因此愈感恐慌。这是当前存亡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容易集中推动。至于政府任职，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蒋介石认真地听翁的进言，并赞同他的观点，当时就要翁入阁，但翁表示不愿意以学者身份协助政府工作。蒋介石用人，对于那些表示不愿意当官的越是重视。翁文灏越是推辞不愿意为官，蒋介石就越是要把官给他做。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翁担任行政院秘书长，１９４７年被蒋介石推荐其出任行政院长，在蒋介石的专家内阁中，翁文灏的职位最高。在蒋家王朝垮台前夕，他并没有追随蒋介石退台，而是走上了迎接新中国的光明道路。共产党既往不咎，对他是尊敬、重视的，他从反动营垒转向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英雄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三是帮闲文人。蒋介石还把一些有社会声望的文人，收罗到自己名下，这些人没有具体的职务，他们以国民参政会成员或各种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参政议事。他们多半被用来装饰门面，有时候还利用他们攻击政敌，尤其是攻击、谩骂共产党。叶青就是这类人物，许多反共文章出自于他的手，抗战时期，在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他是撰写文章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攻击共产党的急先锋。
评析：
打天下少不了知识分子，坐天下更是需要知识分子鼎力相助。蒋介石深明此理，且在这方面花了不小的功夫。首先是广罗人才。既有通才，又有专才。二是唯才是举，用其所长。比如陈布雷专长舞文弄墨，且比较温和谦让，安排他做私人秘书最合适不过了；翁文灏有技术专长，把这样的人才引进到政坛安排为高官，可以一举多得。三是以“诚”相待。“士”者最讲究的是“面子”，蒋介石善于笼络人心，所以一时也赢得一些知识分子对他的感恩孝忠，被他所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的确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
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决定他的用人的局限性。陈布雷之死，翁文灏之离去，在其腐朽，没落的政权下，再会用人的当权者，也只能落得“树倒蜈猢狲”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