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双簧，是曲艺中的剧目和表演，通常在大众化的舞台表演。蒋介石把这种表演形式移植到政治舞台，演得十分逼真。经他安排与其合作演得很对路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敌汪精卫，另一个是美国政客赫尔利。
事例：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既是国民党政坛上的冤家对头，又是相互利用，形影不离的难兄难弟。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宁、汉、沪三方达成协议，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会由宁、汉、沪三方人士组成。１９２７年９月特委会在南京成立。由于汪精卫不是实力派，再加上汉派内部有矛盾，在商谈过程中，汪精卫被凉起来了，起不到关键作用。于是汪精卫闹起别扭来。他以特委会不合党统为由，拒不参加联席会议。这样三个关键人物，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虽被列入特委会名单里，但三个人都宣布下野，拒绝就任。特委会实权掌握在桂系和孙科手中。蒋介石下台，桂系起了很大作用。桂系原本是蒋介石依靠的主要力量，现在成了肘腋之患，是其难以容忍的。
在日本的蒋介石，派宋子文到广州与汪精卫商谈合作。宋子文对汪精卫说，如能驱逐李济深，蒋介石回国后将到广州来，重办黄埔军校练兵，与汪合作建立中央。
李济深是支持桂系的，此时他在广州。后来，支持汪精卫的张发奎带第四军来到广州，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张发奎与李济深二人发生了矛盾。汪派人物云集广州，把广州作为反对特委会的基地。李济深历来与桂系关系很好，不赞同汪精卫的做法。汪精卫密谋驱逐李济深。汪假故邀李济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汪精卫、李济深一起离开广州到上海期间，受汪的指使，第四军军长发动了“广州事变”，结果，汪精卫、张发奎，在国民党内一下子被置于被告席上。
驱李倒桂，是蒋介石在暗中策动，汪精卫在前台表演。驱李最后输了，蒋介石却一点没输，还赚了许多。镇压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授李济深全权处理广东的政局。李济深组织他手下的粤军和桂军，攻打第四军。蒋介石资助李济深３０万军费。第四军苦战不能胜，乃遵从蒋介石的意思，退往江西，接受蒋介石的保护。双方均不以蒋为敌，因此，蒋介石顺利复职上台。汪精卫在前台表演，只得替蒋受过，被白崇禧步步紧逼，最后不得不听蒋介石的劝告，逃避国外。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继续寻求与汪精卫联合。没有掌握到大权的汪精卫正需要蒋的力量。汪接到蒋的信后，立即派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蒋汪联手，胡汉民拒绝合流。已担任行政院长的孙科把蒋、汪请回南京后，二人立即一致把矛头对准孙科主持的政府，孙科只好辞职。１月２８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批准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此后，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
蒋介石这次拉汪精卫合作，一方面是为了打击支持胡汉民的广东势力，减轻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还有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对日外交。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要聚精会神地“剿灭”红军。这样，对日就必须努力寻求妥协。蒋介石自己又不愿意落卖国贼的骂名，那么由谁来承担这副“重担”呢？在他看来汪精卫最合适。在对日问题上，此时的汪精卫与他基本一致，当然汪精卫更倾向于妥协。再则，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威望比较高，在社会上影响力也比较大，日本人自然也愿意同汪精卫打交道。
蒋汪合作，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１９３２年５月，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１９３３年５月签订《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６月签订《秦土协定》，７月签订《何梅协定》。由于是汪精卫主政，他在前台表演，这些丧权辱国的协定签订后，声讨声朝着汪精卫滚滚而来。
对于蒋汪合作的内幕，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十分清楚。１９３２年８月，汪精卫曾辞职，以养病为名去了法国。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辞职，只准假三月。三个月后，正值热河吃紧，蒋多次发电报催促汪回国复职，汪精卫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自法国启程，３月至上海，陈公博就此事写道：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吧。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陈公博所言，对蒋的意图揣摩得太透了。
汪精卫受蒋介石之托对日妥协，不能说是被迫而为之，因汪精卫从骨子里说，就有亲日倾向。但是，他这次主政对日妥协退让，却是中了蒋的圈套，他只得替蒋受过，背卖国的“黑锅”。汪精卫挨骂，他的朋友们替他打抱不平，劝他说，你何必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回答说：“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