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退为进，转移矛盾和视线，等待机会重新掌权，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场惯用的伎俩。但论起用此道之频繁，用得游刃有余，那还算只有蒋介石了，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事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讨伐。国民党于４月１８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所兼各职。他在南京作出决定，否定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另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非法建立，举国反对。
此时已回国在上海同意对共产党采取“暂时应急之法”的汪精卫，悄悄回到武汉，以左派领袖的姿态出现，努力适应那里的革命气氛和高昂的反蒋呼声，他题词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起开去。”大唱革命高调，举起“联共反蒋”的旗帜，与南京政府相抗衡，以达到自己重新掌权的目的。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某些上层分子对三大政策日渐怀疑，动摇而趋向反对，武汉政府逐渐向右转化。在宁汉对立的情势下，汪精卫企图拉拢貌似中立的冯玉祥反蒋、“分共”。亲自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晤，不惜对冯作出许多让步，终于对“分共”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玉祥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汉方“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蒋介石也极力拉拢冯玉祥，给他提供巨额军事援助，冯玉祥大为感动，表示今后“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在他的斡旋下，宁汉合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秘密会议，悍然决定“分共”，七月十五日举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后，国民党阵营形成三个主要派系，以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派；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汉派；以张继、许崇智为代表的沪派（即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
蒋汪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了形式上的联合，但又各人自封为正统，展开争夺权力的角逐。尽管蒋介石极力拉拢汪精卫，想宁汉“息争”，但是，汪精卫对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排斥他的所作所为心有余悸，更不能容忍蒋无视武汉而在南京另立中央的行径。为了确保自己的“正统”地位，提出了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各方和解的强硬条件。并发兵东进讨伐蒋介石；同时拉拢宁方中的桂系，与他们“通力合作，共除凶孽”。
桂系协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建立起南京政府，自侍立有“大功”，但却处处受蒋掣肘，未能满足夺取大权的欲望。双方貌合神离，互存戒心。在宁汉军事对峙，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形下，对于蒋介石来说控制军队最为重要。当时，他在控制黄埔嫡系部队的同时，乘北伐之机收编了大量的北洋军阀旧部，这些部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而一些嫡系将领虽装备优良，但在胜利的情势下，骄横放荡，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也不强。战事失利，尤其是他所指挥的部队，协同白崇禧部与孙传芳等部北洋军作战时，全线溃退，引起舆论大哗。
在蒋介石四面楚歌的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机向他摊牌。白崇禧拥兵自重，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遗将将不听。他心里明白其中缘由，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表示：“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此言一出，其谋士吴雅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雅晖等文官竭力主张蒋介石留存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李宗仁也透露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感到内外交困，难以应付。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衹有静镇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这不仅记载了他当时的处境，而且还表达了他以退待机的应对之策。
８月１３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厉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尽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旧……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怠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也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拼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全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８月１４日，蒋介石率其心腹和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在这里，看望家人，接见外国记者，浏览故乡山水，在下榻的雪窦寺，常与寺中的老僧谈经文说风水，还报生辰八字，求签问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