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成员共同策划制造的”，声称已解散共产党支部，表示愿与英美等国谈判善后问题。接着，蒋派人到上海前往上海访英、美、日、法、意驻沪总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蒋介石到上海后，亲自接见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他还公开宣布：“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这表明蒋介石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已改变国民革命反帝的纲领，力求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蒋介石在开完反共秘密会议的当晚，就派黄郛向日本总领事矢田通报政变计划的细节，告知蒋介石将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取代武汉派，南京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具体措施“首先要做的是解除工人武装”。在矢田的转达和周旋下，英、美、法、日、意５国的态度渐趋向一致。决定向武汉政府提交抗议“南京暴行”的照会，并派军舰陆续向汉口集结，只向蒋介石送交一个副本，同时又向蒋表示驻沪的外国武力愿意与他协同行动。
第三，争取江浙财团的支持。这一举措，一举两得，江浙集团是民国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江苏、浙江两省的大银行、大企业资本集团的统称，是旧中国最大的财团。掌握着中国主要经济命脉。银行资本掌握着金融实力，是这个集团的代表，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的。至２０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其主要特点是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有的工业资本家参与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与江浙集团联手，就就等于有了财神爷的支持。
另一方面，也就是更重要的，他们与英美有关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通过经济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与江浙财团联手，更易于成事。宋子文家族本是江浙财团主要成员，而蒋介石早年在上海交易所与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虞洽卿有过密切交往，有着一种特殊关系。
就江浙财团的构成而言，江浙财团的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它的投资人和主持人，有的是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有的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而多数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既带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一些特性，也具有民族资本的某些特性。其中某些代表人物，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政府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也有人对广东革命政府有过某些联系和支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涨，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表现出动摇性和妥协性，而对蒋介石表示赏识和支持，这也使得蒋介石有机可乘。
１９２７年１月，蒋介石在武汉宁波会馆与江浙资本家以及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明确表示他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同时还含蓄地透露，蒋介石正在策划的阴谋。虞洽卿、钱永铭等江浙集团头面人物，亲自到南昌同蒋介石秘密晤谈，共同策划反共清党，镇压工人运动诸问题。这些人回上海后，在上海总商会之外，组织了一个上海商业联合会，旨在配合蒋介石的行动，为其筹措军事经费。正如该会自己声称，是为“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而成立的。这个商会拉拢了不少资本家入会，包括了江浙财团的主要人物。
评析：
蒋介石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并非即席之作。宋蔼龄对他的游说与其说是开导，倒不如说是，把蒋介石的内心世界点明，实为一拍即合。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只是迟早的事情。随着自己势力的扩大，权力扩张，自恃羽毛已丰，决意背叛革命，而寻求靠山则是反革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精心策划、有组织地实施的：首先，组织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通过这个班子四处活动，打通关节；其次，明确重点，以点带面。在寻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方面，以与日本打通关系为突破口，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中国寻求政治代理人上表现更为迫切；另一方面，蒋介石等人大都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政界有些熟人，联系起来比较便捷。再次，主动出击，以内促外。在寻求国内力量的支持方面，蒋介石重点放在争取江浙集团的支持上，他派人主动与江浙集团联系，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甚至向他们透露政治底牌。而江浙集团与英美帝国主义在经济利益上有着密切联系，与江浙集团结成联盟，势必促进同英美关系的发展。
由于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有了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撑腰，蒋介石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叛变活动。就其个人和其所代表的阶级而言，蒋介石改弦更张，寻求新的靠山之举获得了巨大成功，被他所依靠的人们称为“大英雄”。然而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全国人民而言，一个光明的前途因他的叛变而被葬送，蒋介石有负于国家，有负于民族，有负于全国人民，不是什么“英雄”，而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