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名不正言不顺”，这似乎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通则，大概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万古不变，上自最高统治者下至底层社会的老百姓都要讲究这个，真假不那么太讲究，形式最为重要，在名门望族争嫡系，在武林商界争正宗，在政界学界或者说凡是权力能延伸到的地方都要争“正统”，凡此种种，司空见惯。在诸多正名中，尢以“正统”为大，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只有那些被皇帝钦定的嫡传，才具有合法性。这种观念，到了近代仍然十分盛行，只要自己宣布为嫡传，就因为已披上合法外衣，从而在政治上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叛变革命后的蒋介石，不遗余力地争“正统”，为自己正名。
事例：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尽管对他夺取党政军权的劣迹的指责、声讨不断，言不顺，他也要争“正统”，以借孙中山之威为自己的反动统治补上“正名”的手续。
为争取“正统”地位，蒋介石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打扮成是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和孙中山钦定的接班人。
首先，篡改历史，歪曲自己与孙中山的关系。他极力向公众表示，自己是总理最依赖的人，与总理的关系很早。这一行为是从夸大他在孙中山蒙难期间的作用开始的，孙中山蒙难，在孙中山的众多亲信离他而去的时候，蒋介石冒险登上永丰舰，帮助孙中山，赢得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事后专门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录自己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共同赴难的日日夜夜，在吹捧孙中山的同时，将自己如何得到总理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大肆渲染一番。
其次，无限抬高孙中山的位置，制造宣传攻势。蒋介石利用自己控制的宣传机器，神化孙中山以树立自己的“正统”观念。蒋介石在建立南京国民党政府之后，在南京有“三多”，即：纪念多、演说多、会议多。不论事情大小，只要能把自己与孙中山联系起来的，就要纪念。即使与他无关的事情，也要通过纪念活动拉上关系。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要做总理纪念周，读孙中山遗嘱，检查工作，后来蒋介石完全把总理纪念周变为总理训话周，每到星期一，他都要发表讲话，攻击政敌，把纪念周变成自己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
再次，通过神化孙中山来美化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举办哭灵、迁灵、祭奠陵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表面上是显示对孙中山的尊重，实际上是将自己说成是孙中山“忠实信徒”“至亲至厚”的嫡传弟子。
第二次北伐获得胜利后，蒋介石到了北平，党政军魁首聚集到京城，齐赴西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举行祭奠典礼。蒋介石担任主祭人，向孙中山宣告北伐成功。祭文这样说：“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担命之殷切，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这就向大家表明，我就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我是“正统”，你们必须接受我的领导。我所做的一切，均属孙中山的遗愿。
在宣告祭文后，打开棺盖，瞻仰孙中山遗容时，蒋介石扶棺痛哭，热泪横流，经久不止，冯玉祥将军上前相劝，谁知越是劝，蒋介石越是哭得厉害，弄得大家十分尴尬，只好等蒋介石哭完，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让他哭，我们走，只有他是‘正统’。”话音刚落，蒋介石立即止住哭泣，盖棺散会。
在哭灵之后，国民党作出了让孙中山迁灵到南京紫金山的决定。孙中山是一代伟人，在其逝世后，实现他的遗愿，迁葬南京，合乎情理。问题在于蒋介石假借其名进一步抬高自己，使之成为一次宣传自己的政治运动。１９２９年３月，国民党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安葬计划。为准备安葬，南京方面大兴土木，修建规模浩大的中山陵墓，各级官僚在修建过程中，乘机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南京国民政府为修建中山陵墓花了５０万元特别费，但有人估计，修建的费用至少在１０００万元。这对于当时经济极端贫困的中国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支出。这有违于孙中山爱民亲民，为民生奋斗终生的风范。
为了将孙中山的灵柩从北京迁至南京，兴师动众。５月，由南京开出专列，出动了陆海空军，几乎全部国民党大员，参加仪式，灵柩在３０万人护送下，步行将近两个小时，从香山抬到前门车站，从北京到南京，沿途各车站都进行了隆重的接车仪式。蒋介石亲自到车站迎接，全南京大小官僚和市民，将灵柩送过长江，举行了三天的公祭日，蒋介石亲自守灵，然后万人空巷，送往紫金山安葬。
蒋介石搞这一套，主要是通过死人给活人看。他要向人们灌输，只有他才是孙中山真正的继承人。在此之前，他把孙中山生前写给他的亲笔信，选出１０多封，装订成册，赠送给国民党的高级军政要员，并向受赠者说，对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孙中山是不满意的，认为他们意志薄弱，不能担当大事，向人们暗示只有他才是孙中山先生理想的继承人。但明白人深知，正统与否，不是封的，也不是造势而立起来的，言正最终取决于行正。
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