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王大胖用肯定的语气答道，一边说，他一边伸出了一根手指：“第一点，这两个时代，都处于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相对比较安定的时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过数次北伐，国民政府逐步安抚吞并了割据各地的军阀，在形式上统一了全中国，国民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而五六七十年代，虽然港澳台还没有回归大陆的怀抱，但在政治格局上，还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局面上——可别小看这一点，读校旱，毕竟是悠闲消遣的活动，是那种填饱肚子才会去干的事情。如果人们过着的是朝不保夕的生活，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哪里还会有什么闲情逸致去看校旱？”
见到王易眸子里露出赞同的神色，王大胖心中暗暗得意，又伸出第二根手指：“第二点，则是这两段时间，都处于大乱之后的初步安定，民生凋敝，民众的生活水平还处于低级阶段，甚至为了温饱问题，苦苦挣扎。”
王易愕然道：“那又说明什么问题呢？难道这跟武侠校旱的兴盛有什么关系？”
“王易先生，难道你忘了刚才反复说明的救星情结吗？”王大胖笑道，“艺术是什么？不就是通过某种手段，比如文字、图像等等，在受众中产生共鸣。用文字的手段产生感染力，让读者感动的，就是文学；以图像的手段让观众共鸣的则是美术；而综合运用声光影画，在视觉与听觉上触动受众的，则是电影。无论运用什么手段，最终要触发的，还是受众者内心的感情，换句话说，就是要触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跟收音机的道理有点相像。”王大胖打了一个比方，朗朗道，“每一台收音机，都有一个频率范围，只有电台发出的电波在收音机的频率范围之内，而收音机又调到了该电波的频率后，收音机才会发出声音，听到电台的节目。而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就好比收音机的频率范围，而艺术就是艺术家发出的电波。只有这个电波在收音机的频率范围以内，也就是说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以内，人们的情感又调到了适合的频率，才会产生共鸣。”
“而这两个时代，都是大乱之后初步安定，绝大多数人还在为温饱问题而苦苦挣扎的时候。我刚才就说过，越在困苦之中，救星情结就越强烈。换句话说，救星情结，恰好正处于人脑这个‘收音机’的频率范围以内。因此，武侠校旱这种以拯救为主题的校旱，就特别容易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可，受到广泛的传播与阅读。人们在阅读校旱的时候，很容易就把自己代入到校旱之中，幻想自己像校旱中的主角那样，无意中得到一本神秘的武功秘籍，修炼成绝世神功，然后行侠仗义，鲜花美女名声财富滚滚而来……”
“可是，当到了八九十年代，人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温饱再也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后，救星情结就会一步步减弱，甚至退出到人脑这台‘收音机’的频率范围以外，这时候，以拯救为核心内容的武侠校旱，逐渐开始难以在大量的读者面前产生强烈的共鸣，自然也就开始走下坡路。”
“那么，到了这时候，人们现在的‘频率范围’以内，到底是什么呢？”听了王大胖别开生面的比喻后，王易沉默了一阵子，虚心请教道。
“当你不用再为吃喝穿衣烦恼的时候，你会为什么烦恼呢？”看着王易眼里露出深思的神色，王大胖重重道，“是个人的理想、抱负的实现！现代人，物质生活已经极为丰富，基本不会挨饿受冻，这时候，拯救自己，拯救别人就不再是他们的共同心声，别人的认同，个人成就感的追求，才是他们最需要的渴求。”
王大胖顿了顿，又道：“别看刚才金镛先生批评你校旱中主角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不符合他内心那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形象，其实他是相当清楚读者群体的心理需求变化的。你看，他校旱中的主角，是不是身份越来越低，道德感越来越弱？到了最后一本《鹿鼎记》，主角韦小宝更是出身妓院的一个小流氓，与他之前塑造的大侠形象差距极大，以致于刚开始《鹿鼎记》在《明报》连载的时候，居然会有大量的读者来信，怀疑这是他人代笔的伪作。”
“既然金镛先生知道读者的需求，怎么又会批评我校旱中的主人公形象？”王易不解道。
“这怎么说呢。”王大胖挠挠头，犹豫了一下，才解释道，“一个作者，自己喜欢看什么，跟他自己写什么，其实并不完全一致。这就好比一个厨师，他要煮什么菜，跟他自己喜欢吃什么菜，很可能差距极大。这是因为，厨师做菜，是要看顾客的需求，不能全凭自己的喜好，而一个作者写书，道理也是如此。金镛先生作为《明报》的掌舵人，他连载的校旱的受欢迎程度，影响着他的《明报》销量，影响着《明报》上下员工的工资福利，不能全凭他个人的喜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因此，作为一个作者的时候，他其实是相当明了读者心理需求的变化的。但作为一个读者，一个国学功底深厚，读书破万卷的文人，他内心深处，还是非常向往能看到那种塑造‘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的武侠校旱。”
“所以说，”王大胖转头看着王易，眼里露出肯定的神色，“你这样处理《荆楚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