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儒家最通行的原则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生儿子，性行为当然合情合理。于是当皇帝的三宫六院，做百姓的娶妻纳妾，都成了合理的事，理由是“我们不是贪图享乐，是为了人类的繁衍，为后（代）非为色也”。古人把做爱叫敦伦，意思就是履行传宗接代的人伦，他们依仗这个原则可以冲破婚姻戒律。《聊斋志异》里把一个替恩人生子的未婚女性表扬为侠女。而现在少数农村中，至今也不认为“借种”是多大的罪过，甚至为了生个传宗接代的儿子，不惜违背计划生育的法规。有人认为这种认识是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我就奇怪了，怎么精华的东西不当回事，那些糟粕却偏偏能遗臭至今。儒家还讲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为”呢，“借种”这事算是“非礼”到家了，怎么能不算是大罪过？
因为“为后（代）非为色也”，所以儒家对那些与感官快乐或精神融合有关的性活动，比如说接吻、性爱抚、口交等行为，甚至连展现和观看人体美，也被禁止了，因为这些行为跟生孩子没有关系，所以都被他们视为“不成体统”或者“有伤风化”，哪怕是夫妻之间也不行。汉代有位叫张敞的官僚，就是因为帮老婆描了描眉毛，被告到汉宣帝刘询那儿，幸亏刘询先生还有点头脑，亲自问问张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张敞说了“臣闻闺房之私，有甚于画眉者。”那意思就是，两口子关起门来，干得事可比画眉毛复杂多了。刘询无话可说，只好不予追究。而当年刘海粟把西方的人体艺术引进到中国时，也差点被关进监狱，人们认为他“有伤风化”，为此还引发了一场大争论。那位给他做模特的女孩，更是被舆论逼得跳了河。
不过汉代的出土文物里就有男女接吻的陶塑，可能那时候儒家的性教化里还没这么不尽人情，南宋以后那越来越“灭人欲”的“唯生殖论”，估计又是朱熹那些酱蛆们琢磨出来的。
这种“唯生殖论”就是一种精神禁欲主义。这些所谓的道德和风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贬斥爱情，因为他们认为爱情不可以带来性，所以性中也不会有爱。于是他们认为“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之间只要有“恩”就行了，没有爱情什么事。至于这个“恩”嘛，估计就是“夫为妻纲”啦，认准这个“纲”就行了，其他的就别想了。不过我有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按照弗洛伊德他老人家的理论，社会要求女人要保持贞洁，所以女人在婚前会受到极大的性压抑，一旦自己的丈夫使自己的情欲得到合法的发泄，她会对丈夫产生一种崇拜甚至感激，于是，男人就把女人给控制住了。所以弗洛伊德认为，要求女人必须贞洁，不过是男人为了统治女人而耍的手段。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我想，这个“恩”是不是指女人对自己丈夫的感激和崇拜啊，感谢他解放了自己的情欲，崇拜他的“龙精虎猛”，从此就跟定他了，不想别的心思了。反正封建社会只对女人设置性禁锢，对男人放任得很，那个男人要是勾搭女人勾搭出了名，还能成“风流佳话”呢，比如说南宋那个和岳飞并肩作战的韩世忠先生，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浪荡子，还纳了“三陪小姐”梁红玉为妾。后来他发达了，那段荒唐岁月就成了大人物的风流佳话了。只是古代的女人出嫁都比较早，十五六岁就差不多嫁人了，这个年龄应该不存在性压抑的问题啊。可能那些发明“一日夫妻百日恩”的男人早熟，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想着“敦伦”了，于是他们以伪君子之心度女人之腹，发明了那句话。
而且，他们甚至连夫妻性生活的次数都做了限定。《诗经》中就有“君子之道，五日一御”的说法，那意思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五天做一次爱就够了，多了就是寻欢作乐了，有悖常理。朱熹对此解释是“闺房之乐，本无邪淫；夫妻之欢，亦无伤碍；然而纵欲生患，乐极生悲。”也就是说：做爱总会有乐趣，这是可以的；如果想主动去寻找性爱的乐趣，那是不行的。
儒家的这些性教化，现在依然存在着痕迹。据调查，目前有四分之一的夫妻从来没有在性生活中接过吻；一半多一点从来没有深吻过；五分之一的没有在对方面前裸体过；至于更进一步的性爱举动吗，更是少得可怜。
此外，儒家还提倡婚姻的绝对主宰性，也就是男人对女人的绝对占有。在这一点上，如果《二十五史演义》所载属实的话，那么所谓通奸“沉潭”可就算是够人道的了。有一种叫做“骑木驴”的招术用来对付失贞女：首先将该女子吊起，使其yīn道对准一根高竖的木竿，然后割断绳子使这个女人往下坠，最后木竿从这个女人的口鼻中穿出来了。这种刑法，使女人受尽折磨，运气好的大概几个小时就死了，倒霉的得三四天才死得了。残酷吧，折磨失贞的女人，古人总是创意无限，至于失贞的男人，那是风流，气愤啊！
更不讲道理的是，谈到治国之道时，女人是红颜祸水、狐狸精；说到传宗接代时女人就是生殖工具；到了婚姻里，女人应该是贤内助；玩腻了另寻新欢时，女人非得有“不妒之贤”，否则就是悍妇，受尽奚落。说来说去，反正就是跟女人过不去，不把女人当回事。
在儒家性学里，因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