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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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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床有耳性爱的悲剧由此上演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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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候自由恋爱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还没有流行,适龄男女青年到了该谈恋爱的时候,一般都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是通过单位里的熟人介绍,和一个在幼儿园做教师的女孩认识的。

    我们见了一面后,双方印象都很不错,后来我还约这个女孩看了一场电影。电影开始不久,我大胆地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只稍稍反抗了一下,然后就任由我握着她的手直到电影结束。

    很快,我们就频繁地交往了起来。每天天刚亮,我骑着自行车早早地来到她家楼下,等她下楼后,我就骑着车子载着她把她送到学校。然后,我再骑着车子往单位赶。下午估计她下班了,我提前从单位赶到她的幼儿园,再把她送回家。

    每逢周日,我还会约她出来玩儿,在公园里一待就是半天。我们两人坐在长椅上,紧紧地挨在一起,卿卿我我地聊着单位里的事,聊各自的家庭,也聊对未来的憧憬,总之有说不完的话。偶尔,见周围没人,我还会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摸一摸她的长发,或是搂一搂她的腰。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妙。

    就在我们陷入热恋之际,我们之间出了点岔子。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邀请她去了我家,她见我家住房很拥挤,回家就把见到的情况向父母描述了一番。她的母亲觉得我家的住房条件那么差,就开始反对我们的婚事了。她是个没主见的女孩,在母亲的影响下,有一天她也吞吞吐吐地向我提出了这个最让我头疼的问题:你们家房子那么小,我们结婚后住哪儿呀?

    在那个年代,一提起住房问题,与几乎所有的上海人一样,我的心中也就隐隐作痛。这是最让我们无奈和尴尬的事,特别在谈恋爱时,这几乎成了我们男人致命的软肋。像我家这样的特困户,更是难以启齿。

    我们家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一家三代,老老少少五口人——奶奶、父母,以及我和还在上学的妹妹。另外,我还有个哥,不过他有路子,和单位领导的关系比较好,婚后不久就搬到单位分的一间小房子里去了,虽然只有七八个平方,但却让许多人羡慕得要死。

    这么小的房子住着这么多的人,对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简直不可思议,大家的压抑感也可想而知。我与父母之间就隔了一块布帘,他们之间的偶尔的性生活尽管小心翼翼,但是还是不可避免地让我们觉察到了。

    现在我的女朋友既然把这个让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了,为了在自己还没开始痛苦之前就结束痛苦,我来了个快刀斩乱麻,赶紧先宣布“吹”了她。那时到底是年轻啊,敢想敢干,说分手就分手。我也没跟她解释分手原因,只说我们在一起不合适,至于哪儿不合适,我死活也不愿意跟她说。

    就这样,这个幼儿园老师跟我分了手。这次感情经历带给我的刺激就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所有的山盟海誓都是假的,在房子这样的大问题面前都经不起考验。后来,再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索性直截了当把自己的住房条件跟对方说清楚了。这一招还真灵,果然我刚一开口就把对方吓跑了。

    这样折腾了一年,后来又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是纺织厂的,叫张素芳。介绍人把我的情况如实告诉她后,她竟然没有嫌弃我,愿意和我见一面。我跟着介绍人到她们厂一看,这女孩亭亭玉立,白净的脸上透着红晕,我马上就动了心。

    初次见面,女孩对我的印象也还不错,于是我们就相处了起来。张素芳就像她的外表,是个温柔、纯静的女孩。她家离我家只有三站地,每天晚上没事时,我常会骑着自行车载她去外滩玩。那儿有一处著名的“情人墙”,我们的恋爱,就是从“情人墙”开始的。

    所谓的“情人墙”,实际上就是一堵防洪墙,但这儿却是那个年代上海最浪漫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成百上千对青年男女,就会悄然出现在外滩,开始上演如今的人们无法想像的“集体恋爱”的话剧。

    “情人墙”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上海人生存空间狭小、普遍住房条件窘迫,两代人或三代人同住一屋习以为常,男女青年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如果到对方家里去,就必须在那些家人的目光关注下呢喃低语、眉目传情,其尴尬可以想像。没办法,既然住房紧张,那就到户外去。

    那时的公园,除了盛夏,晚上一般都不开门。夜间公园开放期间,黑灯瞎火的地方也经常有民兵、纠察、联防队员来巡逻,以保证公共常葫不受污染。那时又没有咖啡馆、酒吧、舞厅可泡,故而情侣们大量涉足的活动常葫只有马路,于是“荡马路”就成了谈情说爱的代名词。

    情侣们荡马路自然愿意荡到人迹稀少、灯光昏暗的所在地,这样又引出了第二个问题,社会治安情况较差。到冷僻角落容易遭到抢劫或流氓阿飞的侮辱,或者纠察们过分热心的保护,不管情侣们是奋力反抗还是拔脚逃走,结果总是留下一段心有余悸的记忆,因此上海的情侣们不约而同地要找一个既隐蔽又安全的地方,众志成城,外滩“情人墙”就慢慢地自然形成了。

    “情人墙”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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