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见到了皇帝御赐的“免死金牌”，一下子，气氛变得缓和起来，几个人交头接耳，低声商议了一会，似乎想起要按“拥军优属”的政策办理，凡是革命军人的家属，一律应当受到政府的优待。于是乎，他们二话没说，按政策行事，照顾革命军人家属，一转身，打道回府了。
这次有惊无险，化险为夷的经历，还真多亏了菊夫子的识字本领。
我对菊夫子印象最深的，是他送我上学读书的那番情景。
我们家庭历来重视读书，我五岁多，便被送到几里地以外的观音寺小学去上学。 平常，天气好的日子，自己背上书包，走着去上学；若是遇到刮风下雨，特别是冬天，气候寒冷，道路泥泞，风大路滑，我就犯难了。这时，母亲即会对菊夫子说：“天气不好，麻烦你走一趟，送送四伢子，路上小心些！” 于是，我便高兴起来：去学校的路，全是乡村土路，还要经过一些田埂。晴天，尚要小心，田埂太窄，稍不留神，就可能一脚踩进水田里。如果遇上狂风暴雨，狭窄的田埂坑坑洼洼，泥深路滑，即便穿上有铁钉的木屐（湖南农村的一种脚下雨具，牛皮面，上面涂有防水的桐油；底为厚木板，钉有四个方铁钉。穿时不用脱鞋，直接笼进去），也不管用。撑着的油纸雨伞，被风刮得东倒西歪，若有不慎，连人带伞一起掉进稻田里去。……现在有人送我，不用担心撑不住伞，也不怕滑倒，心里自然踏实多了。
菊夫子送我的方式也很特别，既不牵着我，也不抱着或是背着我。而是他先蹲下身子，我双手按着他的脑袋，右脚一跨，像骑马似地跨上他的肩膀，然后将左脚也收上去。菊夫子这时“噌”的一下站起来，他一只手搂住我的双腿，另一只手打着雨伞，举得很高，遮住我的头，我便高高地耸立在他的肩膀之上，头顶上撑开的雨伞如同华盖一般，远远望去，真是很威风。
然而，要享受这种“骑高马”的待遇，也并非轻而易举即可以得到手的，先决条件总得有两个：一是必须刮大风，下大雨的坏天气，天气一直坏到我不能自立更生，奋发图强的地步；二是我必须是男孩（这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倘若我是个女孩，菊夫子死活也不会让我骑上肩的。别看菊夫子是个粗人，他却非常尊敬孔、孟，也十分迷信。平常走在路上，但凡遇到晾晒衣物的绳子或竹杆，他就马上百倍地警觉起来，一旦发现上面有女人裤子之类的物品，他便闷着头，悄悄地从旁边绕着走，决不会从下面径直穿过去的。他勾着头，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看了，实在忍不住要嗤嗤地笑出声来。这时，他便有些恼了，不高兴地板起面孔，教训起来：“细伢子家，你懂什么！” 然后，调转脑袋，理直气壮地走了。
菊夫子送我去上学，看上去似乎是件非常荣耀的事。其实，其中的风险，只有我自己才清楚。
不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泥深路滑，菊夫子行走起来，向来是大步流星，健步如飞。我骑在他那高高的肩膀上，颠上颠下，颤颤悠悠，稍不小心，仿佛顷刻间就要掉下去似的，我很害怕，只好死死地抱祝蝴的额头，伏下身子，将下巴紧贴在他的头皮上。这样以来，安倒是安全了，可滋味又不好受了。他的光头上，刚冒出的头发茬子，粗硬得像一根根钢针，扎在我稚嫩的肌肤上，又痛又麻，极不舒服。百般无奈之中，出于不满和顽皮，冷不丁，想到了一个作弄的法子：我悄悄将两只手从他的额头上，往下猛然一滑，霎时间，如同冷水溅进了热油锅，一声喝断立刻从下面传了上来：“你想死啊！蒙住眼睛了，还看不看路！”……怕他生气，也为了自身安全，我只好灰溜溜地结束这场恶作剧，将手重新缩了回来。看来，这种害人亦害己的亏心事，是万万做不得的。
雨仍在下，风还在刮。菊夫子仍然走得飞快。
我的身体前俯后仰，摇摇晃晃，只觉得风从耳边呼呼掠过，周围的景物在眼前一闪一闪，人仿佛悬在了半空中，如腾云驾雾一般。我吓得心惊胆战地大叫起来：“菊夫子，走慢点，我都快变成活神仙了！” 声音很大，他却装聋作哑，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也不应答一声，只管一个劲地奔走，脚步不但不慢下来，反而加快了，他是在故意报复我。更可恶的是，过了一会，他还幸灾乐祸，笑扯扯地奚落我：“好哇！你现在成了活神仙了，活神仙嘞，你倒是快活得很哟！” 他嘴里虽然说得这样挖苦，但我感到他手下却使足了劲，将我的双腿紧紧地搂在他的胸前。
打这以后，我便多了个“活神仙”的雅号。每逢他高兴时，一见面，总喜欢低下头来打趣我：“活神仙，还要不要我送你去上学啊！” 看到我一付尴尬的样子，他像占到了便宜，神态如小孩一般，头一抬，脖子一仰，显得很得意，眯缝着眼睛，嘿嘿嘿地大笑起来……
真是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
解放后不久，我们全家搬离了湘中农村，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菊夫子。
许多年以后，从家乡的来信中得知，菊夫子在当地结了婚，成了家。他现在有了三个女儿，两个已经出嫁了，还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