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发布过“对于逃亡者要进行大搜捕”的政令，表示他对犯罪份子并不手软，这种禁止人们随便迁移的政策，使得我们怀疑它是类似商鞅严格管控下的半军事化的秦国，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迅速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资源财富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它一定是把所有财富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广施财利于民。一个大搞福利、仁义为本的君主只能造就出瑞士、北欧小国那样的文弱国家，不可能有向外迅速扩张的战斗力。我觉得西伯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取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敬老院），这才差不多可以与商王政府军兵力匹敌。不过，后代学者们还是硬把西伯的周方国描述得温馨晴朗，无主的尸骨得到政府公款的掩埋，老百姓都留出很宽的田塍，互不侵犯。犯人们比老百姓更自觉，立在画的圈子里当牢房（画地为牢）。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为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西伯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相互谦让（也显然说明这些农夫不是奴隶，如果是奴隶，那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吧）。农夫们对于有争议的地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结果导致这些地干脆都荒了。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这个违拗人性的天方夜谭似的故事，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乖顺，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造反，组织起来玩命地、勇猛地去进攻中央。后代学者之所以要美化西伯周方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崇侯虎观察到了西伯的动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所说的内容一定不是司马迁记载的那样：“西伯积德行善，诸侯们都感怀他的恩德，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事实上，如果崇侯虎是这样讲，那纣王应该高兴。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崛起，靠的是行之有效的缜密科学管理，而不是行仁义。积德行善并不足以带来富强壮大。如果西伯真的是所谓“笃仁、敬老、慈少”，并不会产生四邻诸侯拱服的效应，在当时纷纭多争、弱肉强食的方国地域，反倒只会成为四邻掠食欺侮的对象。所谓一行王道仁义，就会无敌于天下，不过是后世儒家理想化的学说罢了。儒家学者习惯了这样的理论定式，去套用在一千来年前的周国身上，以为西伯一行仁义，就灭了商王朝，实在是书呆子式的天真。他们应该从“暴秦”是如何并吞六国的事实，以及“暴秦”成功的原因上，修正一下自己的理论了。按照儒家的观点，大清朝灭了明朝，也是努尔哈叱在关外行仁义的结果喽。
事实上，崇侯虎带给纣王的消息，是西伯每天处心积虑设计政务，忙到太阳过了中天，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周边大国侯都感到了周方的威胁，小国则处于无奈的境地，朝夕不安。崇侯虎说：“帽子即使变得破旧不堪，也应该压在脑袋上面。您是一国之主，现在必须早作行动，维护您的帝位。”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依旧不敢轻信司马迁。司马迁说，纣王听了崇侯虎的分析，立刻采取行动，宣西伯赴商都见驾，然后一举把西伯囚禁在国家监狱“羑里”。但是西伯手下的人送来了宝马美女，纣王立刻喜笑颜开地释放西伯，放虎归山不算，还赐他弓矢斧钺，资粮于敌，命他作西方伯长，专征伐权，随便在西方开疆拓土。纣王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啊？
如果纣王真是这样愚蠢不堪，那我们真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他也实在是个太弱的对手了，不是亡于西伯，也足以被任何一个心存不轨的方国，轻易把他拉下马。不等西伯来收，商朝早亡了好几次了！这也太低估一个管理着诺大帝国的王者优秀的DNA了。事实上，纣王是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击溃并捉到了西伯，并且杀死了他。具体的过程下一节我们再说。
三
早在西伯的父亲季牧师（季历）时代，周方国就开始在军事行为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可惜季牧师被纣王的爷爷文丁给困杀在监狱里了。纣王的爷爷文丁目光如炬，看出季牧师想造反，脑后有反骨，所以把他困杀了。这种亡爹之恨使得接班上任的西伯日夜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并且自行称王。按照《尚书大传》《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西伯称王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首先追剿岐山地区的犬戎（陕西西部），这是一直困扰周人上千年的虱子。然后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再向北四十公里蹈袭甘肃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这些战斗使得西伯（这时候已经叫他周文王了）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接着，周文王（西伯）组织军事力量全力向东发展，长驱六百公里进攻山西长治地区的“黎国”，距离东边的朝歌（河南淇县）只有一百多公里，构成了对纣王都城的直接威胁。无怪乎商朝上下大为惊慌，大臣祖伊在向纣王奔跑上报告这一消息时，竟然惊呼：“天既讫我殷命。”上天要terminate（终结）我们了！“今王其奈何！”怎么办啊，纣王？
纣王这时候肾上腺激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