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穷困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主流人口的贫困农民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一项象样的政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在发霉的古老根基上严重失衡。其二，采取灭绝手段消灭共产党。历史的看，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势力很弱，但她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劳动阶级，其主要成分构成也的确是当时中国民族的优秀阶层。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阶级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是不言自明的。孙中山不愧伟大的政治家，他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请注意，孙中山作为政治家的权力意识也是很强的，他团结当时弱小的共产党，是以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并服从国民政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让共产党发挥的作用就是将劳动阶级凝聚到国家政权的旗帜下，而绝不是让共产党坐大与自己共享政权。当时的共产党是毫不犹豫的接受，并派出优秀分子参加国民政府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政策，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也不能接受，竟在统一战争的关键时刻，非得灭此朝食。
蒋介石政府的短视、极端，使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不可避免的走向对抗。偏偏又是雪上加霜，东洋日本帝国此时又大举入侵中国，使中国又一次沦入血与火的劫难。救亡图存又一次成为迫在眉睫的民族大义。当此之时，中国社会的上层力量发生了四重裂变：一是残存的清皇室依附日本成立伪满洲国；二是国民党高层派别卖国，成立汪精卫汉奸政府；三是蒋介石民国政府主流力量提出匪夷所思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入侵不抵抗；四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战政策与合作政策。这种裂变使中国抵御外侮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了大混乱，汉奸遍地，绥靖盛行，政治腐败，战斗力空前低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切身感到了军人阶层对不抵抗与“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满与可能发生的更大威胁，方忍痛退让，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正面抵抗日本入侵。
历史的报应是公正的。伪满洲国亲手抹去了帝制的最后一丝霞光，使帝制复辟与君主立宪等在中国永远成为梦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王权帝制的国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汉奸政权不管怎样叫嚷自己“曲线救国”，都无可避免的身败名裂。蒋介石民国政权则由于屡屡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狭隘偏执，虽有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却是冰消雪解般崩溃了。中国共产党虽然长期弱小，却因为屡屡在社会基本问题上切中要害，并屡屡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展现铮铮硬骨，所以竟屡屡死里逃生，屡屡战胜强大对手，硬是建立了真正统一的大中国。
用种种希奇古怪的野史秘闻甚或高层的恩怨隐私来解释历史，或恶意中伤那些历史人物，都表明了传播者自己的阴暗心理。国家兴亡，政治成败，无不在于政治力量的基本作为，而绝不在于细言末行。
20世纪末期，中国民族终于重新回到了民族竞争的跑道。
中国的前途如何？还能赶上世界一流强国么？还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么？
这个问题表面上很简单，然则背后却包含了太多的内涵，所以答案竟是多样化的。无论就前途还是就对策，都有很难弥合的分歧。
就中国民族的前途而言：
有人说，中国文明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必须全盘西化。
有人说，中国文明已经沦落为“周边文明”，再也不能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心动力之一，只有跟在西方后边亦步亦趋。
有人说，中国文明痼疾深重，中国人品性丑陋，不可能再创辉煌。
有人说，中国民族比起同是东方民族的日本，只算劣等民族。
就中国富强文明的“药方”而言：
有人说，中国的落后根本在专制，非民主制度不足以挽救中国。
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地土太辽阔，分为若干小国方可发展。
有人说，中国的病根在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非共产党下台，社会主义退出意识形态，中国不会成为文明富强国家。
外国人说，今日中国只是一个二流国家，明天也不会怎么样。
………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根本国策与国家发展战略，往往不是一下子能明确的，它有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许多时候，走着走着才能明白。只要一个民族保持着非凡的智慧与历史选择能力，战略选择的机会就不会错过。对于许多太基本、太困难，甚或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大问题，轻易的非此即彼，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应该有等待的耐心，经济发展与富裕文明的目标一旦达到，历史的选择自有他的法则。图大则缓，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但是，从前途而言，中国民族的希望是空前的。
这里并不将简单的经济富裕当作崛起的目标，那些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文明发展的石油国家，绝不是中国民族崛起的指标。我们说的民族崛起，指的是这样一副蓝图：先进合理的国家制度，高度发达的文化传播方式，世界一流的物质财富，作为具有世界意义与强大再创造能力的东方文明中心。
台湾学者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