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中原文明为了抵御游牧文明的侵袭而采取的移民塞边和屯田制的措施。”( 实际上，生态破坏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过渡放牧和浪费土地资源，因篇幅所限，本人另有专文论述[注26]) 。作者用蒙古帝国屠杀汉人居民后牲口数量增强的现象，来说明北方生态环境被改善了。这样把牲口的生命放在高于人类生命之上的价值观，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某些蒙元史专家丝毫没有人性的典型现象。
作者宣称“……应该承认，北方边境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并不是古即有之，也不是战争使然，而是农耕文明静态的生产方式对游牧文明动态的生产方式的挤压所造成的。” , 又说“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蒙哥于1251年登上蒙古大汗宝座时，在发布的登基诏书中说：“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锁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 这样的言辞，中原农耕文明中，哪一个帝王能够说得出来？”
作者以上言论不仅仅是对汉民族赤裸裸地种族歧视，而且等於是在宣布，中国为了解决生态问题，应该象蒙哥所率领的蒙古帝国那样用屠杀人民、减少人口用牲口代替的做法。蒙哥在蒙古大汗中，是以屠杀中国人民而闻名的。宋末元初，四川人口从1300万以上被屠杀到不到80万[注8] ，正是蒙哥企图屠杀人民用牲口代替的直接结果。中国的蒙元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歌颂“元代统一中国的伟大贡献” ，使得中国人民没有机会知道，这些利用中国刊物赞扬蒙古帝国，帮助“蒙古是主、汉人是客” 的蒙古民族主义分子，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他们得逞，到底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笔者并不认为，这些蒙古民族主义分子真的能够象蒙古帝国那样，造成6千万以上人口的死亡。毕竟在他们实现“农田变牧场” 造成的受害者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会被政府制止。但是，中国的蒙元学家长期歌颂“元代伟大贡献” ，一定会强烈地促进了中国对汉民族的严重歧视，并且在民族混杂地区制造大量的受害人。当某个地区进行小规模的“农田变牧场” 造成无家可归的农民的时候，就会有人利用主流蒙元专家“元代伟大贡献” 的谎言，把这说成是“但却又是对“中国病”的绝对必要的抢救性治疗”[注25] ，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明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延误制止这种罪行的时间，看看这些出现在书籍和国家学术刊物上的猖狂的种族主义言论，就应该知道所言不虚。蒙元史家的论调，很可能造成小规模地无辜的受害者，而且不被及时制止，等於是一个不知道要让多少无辜百姓丧生的杀人武器。
事实上，已经开始有虽然零星但是越来多的消息，在中国民族混杂地区出现了司法不平等。某些少数民族可以身带武器在市场欺行霸市，行凶捅刀子而不受被判刑。即使杀害了汉族居民，也不受死刑惩罚，甚至根本不追究。而汉族居民自卫抵抗则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为什么这种现象不能得到即使纠正，恐怕和中国蒙元史专家鼓吹所谓元代屠杀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迷惑了民众和领导的是非判断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第九、中国蒙元史专家用政治迫害的方法威胁、恐吓，阻止不同的学术观点。
那么，中国的蒙元史家如何面对中外如此之多的史料，和反对观点？根据我们现在查到的资料得知，他们采用的不是学术辩论，而是巧妙的利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对不同学术观点的人进行政治威胁和迫害，以强迫不同意见住口。他们把中国持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大汉族主义” 的帽子，并且把大汉族主义和不同时期各种危险的政治身份联系起来。比如把他们说成是“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走狗”，“苏修侵略中国野心的帮凶”，“四人帮同党”等等。这意味着在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式下，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没有学术和生活前途，不可能在学术界提职称，甚至可能被关入监狱。
韩儒林在其文章中就多次把持不同意见者批判成为别有用心的“大汉族主义者” ，他说“有些大汉族主义历史家心中横着少数民族做中国皇帝的时代必为黑暗时代的偏见，抓住一些符合自己需要的史料，加以夸张和普及，就把那个时代渲染成了人间地狱。”[见注1] ，而且把伊斯兰国家关于蒙古种族灭绝罪行的记录说成是“回教地主知识分子” 、“回教历史家诅咒” 。这样，不同学术观点就会被描述成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理人，在当时是面临批判坐牢的危险的。
中国近代蒙元学家还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采用了诬陷和诽谤的手法。学者对蒙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本来清楚，就会因为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罪行，对其他民族财产的疯狂掠夺，对妇女抢劫和对儿童的杀戳和奴役都是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可是这些蒙元专家避口不谈这些充分的根据，而是把对手描写成血统论的种族主义者，说：“蒙元的皇帝是蒙古人。当中原的皇帝宝座上坐一个少数民族皇帝时，有些人就不加调查研究，一口咬定说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