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口的。
王绩先生不仅嗜酒如命，而且对酒文化如痴如醉，颇有心得体会。他曾经兴致盎然的撰写《酒经》、《酒谱》两书，书中尽述酒文化的起源、传承与现状，并以生动形象的词汇传授读者酒应该怎样品鉴，怎样保存以及如何酿造等知识。当时的太史令李淳风曾经风趣的形容王绩先生为“为酒作传的太史公”。
到了贞观年间，由于王绩先生长时间的酗酒，必然导致工作上的疏忽和懈怠，这种情况与意气奋发的贞观气象格格不入。可王绩先生不管这一套，你搞你的贞观大治，我喝我的美酒长流，这个吊儿郎当的官我还不稀罕做呢！
王绩先生也有顾虑，那就是因为这几年酒债寻常处处有，家底被折腾光了，要想继续有酒的生活，必须还得低三下四的当官，毕竟当官还有不菲的俸禄可供挥霍。当听说太乐府长官焦革先生家善酿美酒的时候，王绩先生四下活动，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挣到一个太乐丞的官职，这个官职并不比门下省待诏大，也不适合他干，但是他抵不住美酒的诱惑，宁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但好景不长，就在王绩先生当上太乐丞仅月余，焦革先生不幸逝世，美酒的酿造方法也随之带入坟墓。其后不久，焦革先生的老婆袁氏也因过度伤心离世，王绩先生借职务之便品尝美酒的想法也沦为泡影。王绩先生从未因为官职卑微或是俸禄寡少而叹息过，这次却因为焦氏夫妇的亡故而大放悲声：“老天啊！再也不能饱饮美酒了，这不是想让我枯死吗！”
焦氏夫妇的死给王绩先生带来的绝望，更加影响到他的工作。他因为一个不可告人的理由（垂涎焦氏夫妇所酿美酒）而承担了一份不适合他做的工作，其糟糕状况可想而知。饱饮美酒的美梦破灭，工作上的不尽如人意，使得王绩先生再次决定不辞而别。这是他一贯的手段，他从不擅长打辞职报告，政府好像是为他而设的公共厕所，向来就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致使他的上级好没面子。
王绩先生真是不精明，为什么不来一个病退呢？吃病劳保可比不辞而别划算多了，既可以脱身于案牍之外，又可以按时领龋轰不多但足够用的退休金，何乐而不为？大概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如现在这样花样繁多。
归隐后的王绩先生依然要有酒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为自己的庄园招聘而来几个奴婢，专门负责种黍养鹅。种黍是为了酿酒，王绩先生对酿酒一道颇为精通，而自己酿造的美酒又比别人所酿的滋味更足；养鹅是为了作下酒菜，鹅肉肥而不腻，是下酒的极品，王绩先生不愧为深谙享受生活之道的隐士。
王绩先生很快就发现自己爱上了这种隐居生活，自己生产和自己劳动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绝非由政府提供的福利和保障措施可比。王绩先生觉得这种乐趣不能独享，于是便和生活在附近的同样嗜酒的仲长先生结为至交。
仲长先生据说是个哑巴，当王绩先生结交他的时候，他已在此隐居了三十年之久。正常人和聋哑人之间存在着交流障碍，但同样嗜酒的爱好把这种障碍一扫而光，因为缺少了功利交织的影响，故王绩先生和仲长先生之间的友谊正如甜醇的美酒一样，芳香而绵长。
酒醉之余，当然要抚琴赋诗。王绩先生不仅是酒中的圣手，写诗也往往能开拓境界，引发读者上帝的无限遐想。在一首诗中，王绩先生以忘情的笔触写道：
我这世外的隐士啊，端坐于深山暮霭之中，
似乎感到春秋失序，恍若隔世。
抬头望见漫山遍野怒放的黄花，
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人世间的素秋时节。
芦苇和野花映照着山岩次第开放，临水摇曳，
此情此景逗引我随手采摘，掬起满手的芬芳。
遗憾的是，此时的我徒握一捧鲜花，
无人能送坛美酒，以使我尽情享受这悠然的感觉。
王绩先生的后半生全都献给了诗与酒，动辄以陶渊明、嵇康、阮籍自况，说“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自己也要向他们学习，争取做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酒鬼中的酒鬼。
有时候喝自己酿的酒不够过瘾，就跑到酒店去消遣，往往喝得酩酊大醉，酒后之态也不值得夸奖，倒没有打架斗殴调戏妇女的恶劣行径，只是兴致高涨便要提笔大书特书，非要在店主家的墙壁上乱涂一气，“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店主先生倒也宽宏，知道眼前这个醉汉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否则一定会召来看场子的打手，将王绩先生一顿暴打。
既然王绩先生如此诗情才思，读者上帝一定会以为他的床头上壁橱上放着不少大部头的先贤著作吧，其实不然，王绩先生的枕边只放三本书：《周易》、《老子》、《庄子》，其他种类的书籍他不屑入眼，也从侧面说明了王绩先生的偏执和对老庄思想的推崇。
王绩先生的隐居生活既纯粹又趣味盎然，这种判断我们说了不算，关键要看当事人王绩先生的反应。从上面的诸种情形来看，王绩先生对自己的隐士生涯是相当满意的，因为他从未后悔自己的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