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漫长的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有了腊梅母子的消息。
那天早上我一到办公室，头儿就把我叫了过去。我看到海外部的副主任也在。
头儿先给我倒了杯茶，让我先冷静些。然后就让海外部的副主任把腊梅母子的情况告诉了我。
那位海外部副主任跟我说，巴黎记者站的朋友按着腊梅寄出最后一封信的地址去找过腊梅母子，但是当地人说，她们母子一年前就搬走了。后来，那位记者就用从北京发过去的那张腊梅母子的照片，在巴黎的两家报纸上登出了寻人启示。三天后，终于找了腊梅母子下落。
听到这里，我有些按耐不住了。我问道：她们母子都还好吗？
那位副主任看了看我们头儿，然后对我说：孩子很好，在一家教会办的儿童收容院里。
我的头嗡地一下大了起来，我猛地站起，失声地喊道：那腊梅哪？她怎么样啦？快说！
她三个月前被送进了一家教会医院，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她得的是恶性脑肿瘤，也就是癌症。
听到这句话，我整个人一下子就颓落在椅子上。
过了良久，我象是对头儿和那位副主任说，也象是自言自语：我要去看她，我要去陪她。
头儿走过来，扶着我抖动不停的肩膀说：小刘啊，别急，别急。你可以去看腊梅。而且腊梅也很想再见你一面。我们正在和法国驻北京的大使馆联系，为你们想办法，争取让你和腊梅早一天见面。
也许是脆弱也许是出于感激，我扑通一下子就跪在了两位主任的面前，我含着眼泪说：我替腊梅还有我的儿子冬冬先谢谢二位了。
我的头儿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这样激动过，他赶紧过来把我从地上拽起来，他对我说：小刘，不兴这个，不兴这个，快起来，快起来。
我看到我的头儿和那位副主任的眼睛里面也都噙满了泪花。
九零年那会儿，不象现在，拿到欧盟十几个成员国任何一个国家的签证都可以自由进入法国。当时欧盟各国之间边境还没有相互开放，要想去法国，唯一的办法就是获得法国大使馆颁发的签证。可当时想获得法国的入境签证难度相当大。因为法国大使馆还没有对大陆开放旅游签证这一块，他们只受理留学或学者交流访问、商务、公干和探亲四个种入境申请。
我当时提出去法国的理由就是最后一种，探亲。但是，我被拒签了。理由是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证明我和腊梅有直接的亲属关系。虽然我的头儿派人以通讯社的名义几次和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领事部交涉，希望他们能够从人道的角度为我前往巴黎探视重病中的腊梅提供方便，但是都没有结果。
那天，法国领事馆的签证官和我做了十几分钟的谈话后，最后对我说：刘先生，实在抱歉，不是我不同情你和腊梅女士的遭遇，只是有碍于我们内政部有关规定。另外你的资料和这次申请来法国的理由也已备案，不可以更改。你要想尽快来法国探望腊梅女士，唯一的可能就是你能够出示你和腊梅女士是夫妻关系的证明，否则你一定要等六个月后以其它的理由重新提出申请。
签证官的话，意味着我要想去看腊梅，就必须要先和陈秀离婚，然后再和腊梅结婚，只有这样，我才能成行。
我感到这对于和我刚刚结婚没有多久的陈秀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我实在无法启齿
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腊梅的病情在一天天恶化。我心急如焚。
看到我终曰眉头紧锁，神志恍惚的样子，细心的陈秀她似乎想到了什么。有一天晚上下班回来，她搂着我的脖子一边吻我一边说：亲爱的，和你说件事儿，你可别生我的气。我今天上午给你单位的头儿去过电话。你的头儿把法国大使馆拒发给你签证的事儿和我全说了。我自作主张下班前从我们医院开了张离婚证明书，我们俩明天就去办手续吧。
陈秀她故作轻松，实际上她是忍着多么大的心痛啊。
我心里一酸，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我动情地说：对不起啦，秀秀。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我也真的不想走这一步，可我怕再拖下去，就看不到腊梅了。我去看过她们母子后，回来就和你复婚。
陈秀在我的怀里喃喃地说道。
别说了，我都知道，我永远都是你的妻子，我会等着你回来的。
陈秀她越是这样说，我的心就越难过，越疼痛不已。
过了好一会儿，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的我，放开陈秀，一边要去拿外衣，一边对她说：我们回你父母家和他们两位老人商量商量吧。
陈秀从我手里拿开衣服对我说：不用了，今晚我们俩好好在一起。上午我已经在电话里和他们两位老人讲了，虽然他们很难过，但是为了重病中的腊梅，他们也只好同意我这个权宜之计了。
第二天上午，我先去单位也开了张离婚证明，然后和陈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