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杜拉说，我在夜里大喊大叫。非常可能，但是我没听见。作为证明，丽杜拉给我看了她满是指甲印的手臂。——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挣开！——可能是我喝了香槟之后做了噩梦。我都喊了些什么？——就是“啊—啊—啊—啊—啊—啊！……”
我爱丽杜拉，但我却像冰面上冻僵的鱼那样一声不吭。有一种正式的说法：我在躲一个男人。这个说法中有少量的实情。最可怕的事情恰恰在于，我必须把秘密深藏在内心，不能把它告诉给任何人，我害怕，他们会把我说成是一个疯子，把我绑起来，折磨我，像对待一个女妖那样，在火葬场里把我给烧了。一个梅尔兹里亚科夫就够我受的了。当我简单明了地把事情告诉他时，梅尔兹里亚科夫还是在恐惧中伸出了老交情之手。以防万一，他把我领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教堂里，让我祈祷。我尽我所能，诚心诚意地做了祈祷，在众多的圣像前倒出了大堆的怨诉，还大哭了起来，然后，我俩就去了餐馆。在餐馆里，我俩喝了点酒，然后就离开了，在那依然鲜活的恐惧的作用下，我让梅尔兹里亚科夫留在我这里过夜，并以这种方式重温了一下我们那已被忘却的六日爱情。然而，梅尔兹里亚科夫却畏畏缩缩地拒绝了，他找了一个借口，说他染上了一种鬼才知道的隐秘梅毒。嘿，你是头猪吧？他把我臭骂了一顿。我本该把梅尔兹里亚科夫赶出屋去，可他这个时候已经醉得可以了。于是，我俩干脆喝了个大醉，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测量了一下人们对我这个秘密的反应，我意识到，最好还是别把这秘密泄露出去。但是，心里揣着这么个秘密，说句老实话，也很沉重，很累赘……我惟一的女友啊，我来告诉你几件发生过的事情吧。我承认，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虽说相当罕见，本身也很可恨，但从打破世间万物之秩序的角度来看，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这样的事情人们会选择沉默，因为，女人们会这样想：干吗要卷进去呢？我不打算沉默，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虽说是为了科学，因为科学可以给出解释，只不过得让我信服，而不是把我送进疯人院。我坚信我没有疯，没有变成一个女妖，和维罗尼卡不一样，她那位季莫菲依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那就是说，是有原因的，关于那些原因，我后面会补充写到。
我当然可以写，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写，也就是说，我与文学没有任何联系，这样一个事实使我产生了一阵不由自主的不安。要是有一个像肖洛霍夫这样的人来写我的故事，那就会好得多。我猜想，他一定能把这个故事写得十分精彩，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可是，他已经很老了，而且，据说他成了一个酒鬼，已经醉到了那种程度，竟然开始亲自散布一些关于自己的谣言，说他那些天才的作品不是他自己写的，而完全是另一个人写的。现在还健在的作家中，也没有人能得到我的信任，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很枯燥，全都在撒谎，要么一心想粉饰人民的生活，要么反过来，一心想否定它，就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关于索尔仁尼琴，弗·谢曾经肯定地对我说过，在集中营里，索尔仁尼琴是个有名的告密者和逃兵，怪不得他后来发了疯，和那位肖洛霍夫不同，肖洛霍夫写得很真诚，并似乎因此赢得了普遍的爱戴，甚至还得到了一架私人飞机。写得更有趣、更有人情味是那些外国作家（也许，除了蒙古作家），他们的作品常常刊登在《外国文学》杂志一份专门刊登翻译作品的文学杂志，由苏联作家协会于1955年创办。上，这份杂志，维克多·哈里托内奇过去常给我订，现在却不再订了。外国作家比我们的作家更成功一些，他们善于传达心理，于是后来，外国的生活读起来也更令人开心一些，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一目了然的，没什么可读的，我也不去电影院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想浪费时间，但是，他们仍不时要说上这么几句，弄出一堆无聊的玩意来，你也搞不清哪儿是结尾哪儿是开头，完完全全是现代派，它减弱了艺术表现力，真不明白干吗要发表这些东西。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应该说，作家们都是些渺小的人物，作为男人来讲就更渺小了，尽管他们有着堂堂的外貌，穿着皮夹克，永远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干起那种事情来，他们总是手忙脚乱的，很快就完事了。我从来没想过要嫁给他们中的某一位，尽管有过几次这样的机会，甚至有过一位出版社社长。那是一个还相当年轻的男人，但他的神经系统已经被彻底破坏了，他幻想着把所有人都重新没收一次。他特别想没收女歌星阿拉·普加乔娃阿拉·普加乔娃（1949— ），俄罗斯歌星……这些幻想使他变得歇斯底里了。出于谦虚，我把自己扮成一位幼儿园的阿姨。这使他入迷。可他，还是想先把我给没收了，然后再结婚。我只好和他分手。许多人都和这样的贱货结了婚，这甚至叫人感到害臊。
但是，我不仅仅是想给科学附加上一些新的例证，使它陷入困境。老实说，这丝毫也不能让我激动。是时候了，该最终把自己的命运理出个头绪来。然而，我不打算忏悔。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愚蠢的女人，遭到了生活的虐待，顺便说一句，生活就化身为波里娜·尼卡诺罗夫娜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