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兰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小时候家里也很穷。兄妹六人，就她一个女娃，因此从小就得到父亲的宠爱。两个哥哥也很喜欢她，不管什么事情都让着她。母亲姓周，是县城里的周家，跟茂生是一家子，这是结婚以后才知道的。因为茂生家贫困潦倒，很少跟他们来往。文革期间，家族有几个人都被整治得受不了，服毒自尽或者上吊了，活着的人一个比一个低调，互相之间也很少来往。好在他们已经出了五服，不算近亲通婚。
秀兰的父亲也是兄弟五人，十几口人住在三间瓦房里，光景过得可可怜怜。分家的时候，作为老大的他什么也没分到，母亲因为和婆婆不和，一家人被从院子赶了出来。秀兰的父亲挑着一副担子，带着四个孩子大声地哭着离开了村子。那时老四老五还没出生，秀兰还小，被母亲拖着，怀里还抱着老三（秀兰在兄妹中排行老三，但当地排行是不含女子的，因此老三就是他的大弟弟），一家人来到偏僻的山沟，在那里找了个放羊人避雨的山洞住了下来。
小窑没门，父亲砍了些荆棘栽在门口；没有床，父亲找了些干草铺在地上；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家人盖一床被子。为了不让孩子受冷，两个大人只好靠着墙睡一夜。半夜时分外面有猫头鹰的叫声，声音刺耳。有时还能听见狼嚎，声声凄厉，孩子们吓得紧紧搂在一起，不敢睡觉。大黑狗守在洞外狂吠不停，父亲于是在洞前生了火，狼始终没有围上来。那些日子，还多亏了那条大黑狗给他们壮胆，一家人跟它的感情与日俱增。有一次半夜三更老二虫返胃，疼得死去活来，父亲背着他翻山越岭一路狂奔来到县城，孩子的命才算保住。那时父亲还年轻，有的是力气，两口子铆足了劲，不相信命运会作弄人。他们开了许多荒地，养了几头猪，两年后带着足够的粮食回到了塬上。农民一有粮食就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父亲卖掉一些粮食，然后跟母亲一起倒了一窑砖。
倒砖是个非常苦力的活，一般人是受不了那苦的。一车车黄土从远处拉来，从涝子里挑了水把土泡上，然后用脚在里面来回地踩，直到中间没有干土，泥有韧性了才可以使用。倒砖的时候一个人抱着三个格子的大砖斗，双手把泥揽在里面，然后用手抹平，在地上撒了灰，快速地倒了下去。来回过程不超过一分钟，因此一切都在跑步中完成，这样才能保证一天的出砖量。好的砖工一天可以倒一千多块砖，不会倒的人可能连三百块也倒不了，并且会因为泥没和好，中间夹着生圪垃，不能用。烈日下，秀兰父亲挥汗如雨，母亲的衣服已经全粘在了身上，头发象刚洗了似的。有一次刚跑了几趟，人就倒在了砖厂上，昏迷不醒，把秀兰父亲吓坏了。后来就不让她摸砖兜子。好不容易倒好了一窑，眼看就要干了，一场突然光临的大雨在一瞬间把它们都变成了泥浆，两个人坐在雨地上徒唤奈何，泪水伴着雨水，几天都打不起精神。秀兰母亲是个不服输的人，擦干了眼泪便默默地又走到了砖厂。
那时孩子们都住在沟畔的烂窑里。窑比猪圈大不了多少，人进去都挺不直身子，特别是一出窑就是沟畔，孩子一不小心就可能跌下去，母亲因此常常提心吊胆，边干活边牵心着家里。后来，砖终于倒够了，却没有钱买煤。没有煤就无法烧成。秀兰父亲于是把地里的麦草拉了过来，又低价收购了人家的麦草，一把一把地往窑里塞。
烧砖火焰要硬，要把一块泥巴变成石头，没有上千度的高温是不行的。麦草填进去一哄就没了，马上又得往进填。这样几个麦秸垛都完了，砖还没烧好。由于一直在火跟前跪着，衣服都烤着了，脸上脱了一层皮。眼睛由于过度熬夜和烟熏火烤，粘得已经睁不开了。有一次甚至昏倒在麦草旁，幸亏母亲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经过几天的煅烧，砖的颜色变成了桔红色，父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说明已经可以住火了。住火之前要饮窑（把窑顶用泥封了，然后在上面圈一个池子，用水把池子灌满，水顺着缝隙渗下去，砖就慢慢地变成了蓝色），饮窑时候从很远的涝子里把水挑来，一担担地灌进去。一窑砖饮下来，肩膀都压烂了。饮窑很关键，饮不好砖就变成花色，灰不灰红不红的，很难看。这种砖如果出售是没人要的。砌在窑上很难看，要被人嘲笑一辈子的。
秀兰父亲咬着牙把砖烧了出来，这一举动轰动了一条村。这种以往靠集体劳动才能完成的工作，他几乎一个人就完成了。砖烧出来后成色很好，出窑的时候来了很多人给他们帮忙，大家赞不绝口。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他们修起了三孔崭新的砖窑，在村里独树一帜，令人刮目相看。那一年，秀兰的父亲被选为生产队支书，母亲成了妇女队长，包产到户被停止，大家又回到了大锅饭，靠挣工分吃饭。秀兰父母都很能干，他们一年分的粮食差不多都够吃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承包了队里的一百多亩荒地，庄稼获得巨大丰收，被县上评为劳动能手，并奖励了一辆拖拉机。粮食上缴后，他们成了北塬上第一个万元户，成为全乡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
光景过起来了，人在村里说话腰杆也直了，孩子们出来人们也不敢小觑了。常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