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开始了往返于东京和横滨的打工生涯。
说苦，也确实苦。其他的不说，就这么一整天的站下来，腿酸疼得不行，脚发胀，还一下子长了号码，原先的鞋子根本穿不进去，尤其是到了晚上，下半身疼痛得怎么也无法入眠，但这没什么。我暗暗对自己说，忍一忍，就过去了。我本来就不是在富贵家庭中长大的，记得九岁那年我就学会打扫屋子、洗衣和烧饭了。
但是有一种来自心灵的疼痛，那才叫真正的疼痛，它与我13岁失去母爱的那种泣血的心痛又有些不同，是一种尊严的损伤，我要说的是这个。
那天中午，店里来了几位上了年纪的日本老人，我刚招呼他们坐下，准备去拿一壶茶的时候，其中一位叫住了我。
“嗨，小姐，你过来。”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我露出了招牌微笑。
“你是支那人？”
我收起了微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谁都知道这是对中国人的鄙称。
“不，我是中国人！”我的语气里掩饰不住对他的不满。那一瞬间，我的眼前猛然出现了抗日影片中的镜头——日本鬼子龟田那副歇斯底里叫喊着“巴格亚鲁，统统死啦死啦地”的丑恶嘴脸。
说罢，我就转身离去。
等我拿着茶壶端上去的时候，另一位秃顶的老头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小姐，你不要生气，山田桑对你没有恶意，他是觉得你很像当年他在满洲时喜欢过的一位东北姑娘，你让他勾起了回忆……”
这个老不死的竟然还在“缅怀”他们的残酷丑行! “小姐，去把你们老板召过来，我有话要对他说。”这位叫山田的对我说。
这帮老头烦死人了，但我控制住不悦的情绪，奉命将老板唤到了他们的桌前。
老板对他们点头哈腰、热情有加，显然是熟客，而且还应该是贵客，因为老板的脸是世上最势利的脸。
“老板，能不能请这位小姐陪我们一起用餐啊！服务费随便你加上多少。”
“好啊好啊，当然可以啦。就是服务费以外，你们还应该给这位小姐付1万元小费。”老板在商言商，回答得干脆利落。
“对不起，我不干，这是饭店，不是夜总会，要找陪酒女郎，你们来错地方了。”我倔强地回绝。
我咬牙切齿地恨，一种说不出来的抵触情绪，我甚至觉得女人哪一天在堕落中可以丢失情爱的尊严，但永远都不能丢失民族的尊严。对那些曾经手上沾过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鬼子，我的鄙薄是来自骨子里的，这其实也是每一位中国人心底深处的民族情绪，看着他们酒杯里红色的葡萄酒，仿佛就看到中国人的鲜血在流动似的。
“可忆桑，你给我回来！”我刚扭头离去，就听到老板一声断喝。
我的情绪一下愤怒到了极点。但我知道，在日本，客人就是上帝，但是，我的头和身体却始终没有扭转过去，我的眼里含着泪，我往前面走，我知道我的工作到此为止了。
“老板，我辞职。”我从员工更衣室里换上自己的衣服出来，走到柜台前对老板说。
“这是你的工资。”老板看也没看我一眼，就将一个信封交给了我。
好不容易用演技得来的高薪工作就在我的民族情结中丢掉了。不过，坐在从横滨回到东京家的电气列车上，我的心情从未有过这样的舒畅，觉得自己挺酷的，而且还是个坚强的Chinese girl. 没什么，面包会有的，工作也会有的，我如此年轻、可爱、聪明和具备娴熟的日语，舍我其谁？告别了横滨的蓝灯光，但心中的那片蓝色灯光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果然我在第二天就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打扫大堂的卫生。这份工作的环境比在中华街要好得多，每天无非就是在美妙的音乐声或钢琴演奏声中，在穿戴举止高贵的绅士或打扮时尚的女士间穿梭，吸吸尘，抹抹桌，倒烟灰缸而已，更多的时候可以偷坐在某个角落里发呆想心事悄悄甜蜜。
但好景不长，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才得意没几天，就碰上了一件恶心的事。
那天我们的所长把我叫到他设立在酒店里的办公室。
“可忆桑，听说你工作很努力，下周开始你就可以拿时薪1100了。”
“真的吗？太好了，谢谢所长，我会继续努力加油的。”我做出一个很天真可爱的表情。
所长朝我走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对，请继续加油！你真是可爱。”
我以微笑作答。
正准备出门时，所长从我的身后拦腰抱住我，还顺势将门给反锁上了。
我竭力挣脱，但敌不过他的蛮力，只感到他的手在我的身上乱摸，嘴还往我的脸上凑。我反感极了，便使出浑身的力来挣脱他的怀抱，“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辩解道。趁他稍稍一松手，我就打开门奔了出去，“好色鬼！”
但是次日早上，当我像往日一样来到酒店大堂工作的时候，一位年长的妇女领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