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节过后，我们开始主营录像机和电视机。
我做为公司唯一高学历的人，自然所有的技术有关的活计都是我的。每次有录像机新机种进来，我要先读一下英文说明，尝试各种功能，然后再给客户演示。那时的录像机大都是“水货”(走私货)，带中文说明书的很少。经我手下的机型有：日立426E，索尼，松下G12，松下G33，福奈，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国产组装货。电视只做过北京出产的牡丹电视。
那时正是涨价风方兴未艾的时候，老百姓还没有什么心理准备，都慌慌然地抢购。生意真是好做，客户都是带着钱来的，大概试试就搬走了。
就连柳书记也坐不住了，花了3千元按进价买了一台18寸的牡丹电视。本来，柳书记是偷偷来的，等他前脚走，后脚老杨就告诉了我此事。大概想将来有什么事可以用来要胁柳书记，我就是见证。
我一边干活一边和客户调侃，堂堂研究生给你们服务，这商品的附加价值很高啊。一般他们都不怎么信。连我自己有时都忘记了自己曾经拥有的辉煌，兢兢业业于小商人之道，真是人生的悲哀啊。
那时店里的现金流量很大，每天动辄上万，会计每天都要跑银行存钱。我点钱的功夫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后来，我换了公司，领出差费时，我点了正面，再点反面，快的惊人，会计马上说，这家伙是个点钱老手。正反点两遍是为了防止出现半张钱。
有时进货时，对方要求现金交易，我们就要抱着一大堆钱横跨半个北京城去提货，最多的时候，是持2万九千元去提10台彩电。那时候百元的钞票还不多见，流通中的大额钞票还是以10元为主，近三万元装了整整一个公文包，体积大概有半个电脑显示器大小。
我知道了老杨之所以能将差不多进价的商品卖的便宜的原因了。其实很简单，售出商品时以银钱收据代替正式发票。
会计做帐是以正式发票为准，报税则以会计账目及原始凭据为准，如此，就可以逃掉本该纳入国库的应交税款，大概是营业额的5%。不要小看了这5%，往往我们公司的商业毛利润也就是5~10%，有很多赊销的商品利润率甚至更低，老杨的行话是“利太薄”，如果上了税，不仅不赚，还要赔钱。
这种做法是有风险的，曾经有客户拒绝收取银钱收据。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去投诉，即使有，街道办事处和联社也会挡下来，因为工商局的最基层的单位就在办事处院内。我住的小屋的旁边就是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是法院的最基层单位，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时我和少林躲在屋里下棋，就一直听旁边屋里的一对离婚男女不停地来回嚼停，少林会瞪着眼睛瞧着我，“你丫住这儿，烦不烦啊你？”
开始的时候，都是老杨的货源。慢慢地少林和我也各自开发了自己的货源，才领悟到原来进货出货中还有如此多的猫腻！
货源从大的一级批发公司到水货贩子，出国人员境外买单境内提货，应有尽有。
最后大家都形成了共识，一个人的货如果是别人帮着出的，则拿出一部分钱一帮人去旁边的“新华餐厅”大撮一顿，为了堵上会计出纳(老杨的人)的嘴，把她们也拽上，赚的钱根本没公司什么事。
那时节，不能说是“夜夜笙歌”，却也是“日日宴饮”，最后和餐厅的女服务员熟的就象自己姐们儿一样，只要雅间无客我们就能直入其间享受平价招待，刚刚脱离温饱的我们最爱点的菜是香酥鸡，溜肥肠，溜腰花儿，哎呀，香得不得了。后来换公司后，又专程打车去了几趟，不知是换了厨子还是口味高了，就感觉没有那么香了，而且，那几个颇具姿色的半老徐娘也不见芳影了。
如此，只苦了楼上的老蔡和老杨。老蔡还厚着脸皮蹭过几顿，老杨则一次也没有。阿唐的吨位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短短半年时间由125斤上升到145斤，今天是180磅，痛苦啊。
当然，我们做的很有分寸，只截留那些纯粹是个人拿来寄卖的物品的利润，而对以公司名义出面采办的商品则不染指。
终於，这一禁忌被打破了。
有一段时间，我开发了一个日立录相机的新货源，货主在蓟门饭店长期包房，专做水货。为了节省空间，也为了障眼，采用盒机分装的方式偷运来的，即录相机单放，泡沫扔掉，外包装盒子压扁，运到目的地再将机子放到复原的盒子中。老实说，那样叠过后复原的盒子真是很难看，可卖的还挺好，明确地告诉客户说是原装水货偷运进来，因此成这模样。
这一货源的发现极富戏剧性。一段时间，我们总能在新街口内大街的一家电器行发现价格还不错的录相机现货。一天我又去提货，店主说让我等一下，他给库房打个电话好送货过来。我一听，肯定是往上家打电话，於是偷偷地记下了他拨的电话号码。回来后，一个电话过去，果然是上家，而且是真正的一手货。货主是很年轻的两口子，我们由此建立起长久的业务联系，除了进货，我很多回扣的支票就是在这对夫妇手中兑成现金的，直到他们91年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