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向他和盘托出。令我意外的是，当时他未置可否。
首先盘了一下帐和库。前几个月联社查账时已经做过一轮了，这几个月又没做什么正经生意，所以马上就出来结果了。计有银行存款1万元差一点，库存商品6万多元，应付款6万元左右，应收款几乎为零，小额现金若干。显然公司是个空架子了。这还得归功于柳始对东城区委抱有幻想，没敢放开了分钱，3个月内只分掉奖金3千多元。
然后老蔡拖着我去联社找柳书记，劈头就对柳说，“的居，这XX公司没法干，整个让柳始给淘换空了！你得帮帮我！”
柳书记问了一下情况，说不用着急，先想好干什么。如果需要流动资金，三，五万元，联社还是拿得出的。
回公司的路上，老蔡问我对下一步的经营有什么想法，这可要了我的命了，理论上我可能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堆，具体到最大流动资金只有5万元的小公司该怎么办，我是毫无概念。
不过，我还是大概整理了一下我的想法：1，电脑可以用来装璜门面，但不能做为主营来做。这几个月，我还没碰到几个顾客上门来对电脑有兴趣。物以类聚，来东四买东西的人不是奔电脑来的。2，请回因公司内乱撤走的温州租柜台的，在我们自己的资金不足货源不够的情况下，先善加利用公司的营业面积。3，联社另一个企业XX，也在同一条街上但更接近东四街口，听说最近做家用电器很火，是否可以取取经。
老蔡听完后，沉吟了一下，问我是否和温州租柜台的相熟，我摇摇头说，过去都是常西敏和他们联络。
回到公司，老蔡问常师傅是否和温州的还有联络，常回答是，老蔡说，那太好了，你带我去找找他们！俩人说着就一起出了门。
不久，温州的就回来了。我们让出了三面墙中的两面较短的，只保留了一面最长的和店中间的终端台。
这件事后，老蔡和常师傅开始走的很近，有时两人商量些什么事，我事先都不知道，只是事后老蔡才知会我一声。
老蔡有一个很大的本事，就是敢於当面说NO，而且说的时候底气很足，丝毫不以为杵。这点在中国人中真的很少见，至少我自己就做不到，宁愿绕着圈子说出对方的不是，往往七绕八绕也没有结果，最后是忍无可忍爆发了事。他有几次好不客气地当面对我说，“阿唐，你办事太软！你不能指望我这当经理的凡事替你冲在前面吧？！”
我了解他的心思，常的人马依旧以常马首是瞻，大家对老蔡只是保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并不怎么待见他。老蔡是希望我能对常的人不假颜色，硬碰硬地干，然后他好事后收拾残局。
我再不济也没傻到为老蔡做嫁衣裳的份上，况且为柳书记当了一回枪，已经让我肠子都快要悔清了。所以，不管老蔡怎么说，我还是依旧故我，不为所动。
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隐忧，那就是常西敏的下一步动向，是走还是留。如果是留，以常的实力和老蔡的薄情，我一定是牺牲品。
因此，无论常是走是留，于公于私，公司一定需要另一个懂得经营的人加入。如常留下，两人可以抗衡，我和老蔡则可居中协调；如常走人，则可顶上位置，不至使公司经营陷入停顿。
其实这一想法我已酝酿很久，从一开始听大权讲述公司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我就对杨敌其人放在了心上，这一最早出局的人看来双方的评价都不错，懂经营，只是不善于与人合作。如果请他回来，由老蔡和我在上面罩着，替他打理人事关系，发挥他经营天才，如此岂不皆大欢喜。
现在我面临蔡常可能合流的危局，只有试试这一条路了。
1988年11月初的一天，我到了位於地安门商场对面的杨敌的公司，我想在游说老蔡之前先对杨敌有一个印象，好听点儿，算考察吧，嘿嘿。
扬敌的公司非常小，如果不是门口的人行道上摆放着的一个写着售卖冰箱的广告大牌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差点儿就走过了。
扬敌是一个三四十岁的汉子，外形很糙，比我略高。甫一见面，一听我的名字，立刻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久仰，久仰！阿唐，咱联社新来的研究生！”
只是扬敌看人的眼神有些飘渺，后来我知道他是深度近视，近1000度，却撑着不带眼镜，除非实在没办法。有一次我和少林开他玩笑，为什么平时不带眼镜，不怕骑车摔到吗？他有点儿不好意思，指指我说，他又不是知识分子，带眼镜让人笑话。
两人坐定后，杨敌就滔滔不绝地骂开了柳始和晋一，如何卸磨杀驴，如今恶有恶报等等。
我一边听，一边打量着小店。店很小，大概30几个平米，格成里外两间，大的用作展示厅，小的是业务室兼会计室。里间最里面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清秀的女孩子，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我们进去时，她抬头看了一眼，又埋头到帐簿中去了。展示厅里摆着几台冰箱，若干小电器。
我听到杨敌说恶有恶报时，心里一动，问他最近和XX公司有接触吗？杨敌说前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