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内外的划分是人，计划内外的调拨是人，计划内外的认定也是人，於是人性中的逐利本能，使每一个有上述三种权力的人，潜意识里都有将计划内的商品拿到计划外销售的冲动，而且确实有人这样做了。一时间批条子就成了一本万利的事情，形形色色的官倒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应时而生，权力和金钱在这里赤裸裸地结合在一起，钱赚的委实容易。这种来自执政集团内部的示范作用，经社会各阶层的层层放大，终於造成公司遍地，信息满街。真真假假的商品信息充斥于耳，每个人似乎都能有机会一日致富。
双轨制的另一副作用是造成了物价上涨。计划外的商品经层层转手，价格节节升高。当时实行价格双轨制的虽然基本上以生产资料为主，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必然最终带来生活资料的上涨，从而引发了1988年秋到1989年春的“抢购”风潮。
官倒和涨价无疑是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事件的直接导因。
呵呵，还是说阿唐学着当倒爷的事吧。我就象当时很多人一样，手里成天攥着一个记事本，上面记满了各种信息，如钢材啦，原木成木啦，纸张纸浆啦，汽车啦，化工原料啦，什么到岸价是多少，离岸价多少，返还中间人多少。到什么岸，如广安门货场还是东郊的东货站。
我不能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即使是真的，经层层传递过滤后，其时效其价格也早已失去了可操作性，更不用说那些子虚乌有的信息。
忘了有一次是谁给了我一个消息，一辆二手丰田待售，包上牌照，年头数若干，公里数若干，售价若干。我打电话给上家，那斯信誓旦旦说绝对现货，连什么颜色，轮胎新旧都说得清清楚楚。我马上就开始张罗找下家，很快就真找到了。谁啊，将台乡的丙副乡！
那时节，京郊的农村由於国家征地补偿，现金很多，而且相当一部分掌握在乡一级政府手中，有钱买车而上不了牌照，所以一拍即合。丙副乡一再让我核对真伪，如属实则第一时间联络他。
我当即与上家联络，仍然是信誓旦旦，什么时候都可以看车。我当即转述丙副乡，几经往返，双方约定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门前看车。
那天，我提前了一会儿赶到中日友好医院，意外地发现丙副乡已和几个人乘一辆同样型号的丰田等在那里了。我上前去打招呼，问为何来的如此之早，丙副乡说，有备无患，早一点来可以观察一下情况，连车都借了一辆一样的，免得被骗。
等到约定时间也没见另一辆车来，我正要去打电话，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向我们走过来，装束正如电话里讲定的那样。我迎上前去，核对上了彼此的身份。问车在哪里，那人说车子今天不得空，来不了，最好买家能付5000块钱定金，再约个时间去看。我当时一下就傻了，愣了半晌，只好回头找丙副乡过来两人直接谈。
丙副乡一听5000元定金，立刻摇头，说，看车验货，半价付款，牌照一上，立付全款。这就是他们的原则，其它方式一概不行。那所谓上家还要罗嗦，丙副乡一摆手说，他该说的，今天都说了，有事情再找阿唐联络。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就象一跟木头一样戳在那儿目睹着他离开。
丙副乡进到车里，摇下窗户示意我过去。
我走过去，丙副乡温和地对我说，“阿唐，这不是你走的路，一不小心就会被这种人给涮进去的。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吧。”挥了挥手，车就驶走了。
我当时羞愧地无地自容，恨不能地上有一个缝一头钻进去。
正是丙副乡的一番话，让我从醉心于一口吃个胖子的大生意中醒了过来，开始塌塌实实地从周围的小生意入手努力。我开始向我所有能联系上的同学发消息，告诉他们如果上北京来采购东西，一定要来找我。
不久，我做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单生意，我的一个同学来买一批电子器材，他知道上家在哪儿，价格如何，只是通过我这里走个帐。营业额不大，赚的也不多，税前2千多元。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为公司赚了钱，自己腰杆也硬了许多。
到了10月份，二柳之争终於有了分晓，XX公司在沉寂了3个月后，再一次震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