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试图打开缺口，以便逃出生天。
几经努力，托到了人事处长，看来关系不够硬，那处长推说阻力在系里，说只要系里通过他那一关没问题。
我又把注意力放到系主任身上。一天，听办公室主任偶而提起说，主任的女儿病了，住在朝阳医院。我大喜，马上跑到街上买了些时鲜的水果赶往医院。主任的姓很少见，我很快就找到了病房，自我介绍是主任同事特来探视云云。
我不过是给主任传个信息，示个好，求他高抬贵手，只要与人方便，以后大家都好说。可接下来的事情，让我哭笑不得。
第二天，海书记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昨天去医院探过主任女，我说是，海书记说主任要还我水果钱。一霎那间我就知道这一脚踢的不是钢板，是金刚石板！我当即大笑，对海书记说，携水果去探访同事亲属，就有贿赂嫌疑不成？主任的党性也太强了吧！海书记也陪着笑，他当然不能表示什么。
我彻底打消了走任何关系调走的念头，系主任如此作为，一方面给海书记难堪，指明其用人失误，另一方面借此表白自己的高风亮节，大公无私。我则不幸成为牺牲品。
说老实话，我对主任一类的做法非常不齿，纯粹损人不利己，除了满足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点权力虚荣感外，什么也得不到。当时的中国，类似的故事何止千千万万，据说深圳一地的人才，很多都是弃职而去的。
即然如此，我横下一条心，一闹到底吧，看谁横过谁！
第一学期，我以刚到学校为由，拒绝上课。第二学期，森嗫嗫地问我是否要选一门课上，我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东窗事发后，一天晚上他跑到宿舍来找我，试图解释一番。我当时正在和小晋下围棋，对他的到来带搭不理的，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他的絮叨，告诉他，这件事就此打住，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森走后，小晋转着眼珠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不是一个好张扬的人，从不在宿舍谈论此类事情。我撇撇嘴说，小人一个。大致说了一下事情经过。小晋一脸同情。
小晋看起来很精明，和人谈话时两个眼珠咕噜咕噜地。时间长了，我知道他和一部分没有太大出息的北京孩子一样，小处聪明，大处糊涂，有时候做事纯粹是为了证明自己很牛，追求过程而不是结果。当时他正积极准备托福考试，张张罗罗地很忙碌，结果考出来是520几分。当然，阿唐在10年后的托福考试成绩是547分，五十笑一百，都不是读死书的料。
刚到北京时，对那一股浓厚的托福热潮很是不解，一者东北闭塞，大部分学生并未热衷于此；二者也心存疑虑，考考试就能出国？实际上，通过这种途径出国的，何止万千！我当时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
后来听说小晋下了海。最后一次见到他很是戏剧，是5年后在中关村附近的外侨公寓的电梯里，我忽然听到一个人试探地叫“阿唐”，抬头一看，小晋＃蝴一点儿没变，还是一付精明的样子，而我的头发却少了许多。
那时阿唐和朋友在宾馆包房做生意已经两年了，遂带他到公司一叙。开始他还有些拘谨，等看到公司里的其他人凡事需要阿唐拍板定案后，方知我已是老板一级的了，很是有些感慨。
一时走不了，就先过过教师爷的生活吧，尽管我一天课也没有上过。
XX学院是北京市属的一个普通的文理学院，以文为主。学生来源以本市为主，以部分其它省市为辅。
以北京的条件，稍微用一点功夫，考上大学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成绩好一点的学生去了重点学校，差一点的到了这里。
撰写报告时，有时候我嫌宿舍太吵，晚上会到教室去写。令我吃惊的是，教室里居然空空荡荡，没几个人。而我在上学时，一到晚上自习期间，是一位难求，去的晚的只能挤在光线极差的阶梯教室。反差太大了，我实在不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们都能学到什么。
平时学校里的学生幌来幌去的，看不出是学生呢还是街上的混混儿。夜里常常听到他们在操场上嘶吼崔健的“一无所有”。
一次学院文艺汇演，学生的演出水平实在不能恭维，却在台上摆POSE，做台型，好让台下的同学照像。
一次我担任监考，看到考场学生们一脸愁容，慈悲之心大起。讲台上就是标准答案，另一位监考是外系的。我就挨着个的指点一二，纠正错误。那受惠男孩女孩的感激的目光，让人爽得不行不行。考试结束后，我正在回宿舍的路上走着，几个学生从后面追上我，勾肩搭背地，好像我是他们哥们儿一般，七嘴八舌地一通感谢。
还有一次学院组织篝火晚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把住在附近的李谷一，吴祖光，新凤霞等大腕请来了，我还是第一次近距离目击名人风采。前面的程序就不提了，讲话了，演唱了，然后就是高潮——篝火在学院的操场里点起来了。这时候尴尬的场面出现了，本该有学生上前手拉手围着火堆跳舞，名人们混杂其中，其乐融融一番，最后尽欢而散，现在却没人上前。我看到那几位可怜的组织者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