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号码的棒子就纷纷朝我头上打来！
第一号棒子打过来的是某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所声言的：“李敖骂我们不交棒子！其实李敖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也不交给李敖！”这话由朋友转述给我，我听了，忍不住好笑，我说：“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辈退位，这一代抬头，岂是狭义的给我李敖一杯羹？我李敖也许如他所说一无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东西就是证明他们的东西不是东西！也许我可以用莎士比亚Othello里那句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来骂我自己吧！”
三个月后，我的一段话最能道出我这点微意。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我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因非似“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土吧！
这段话看来虽然不太斯文，但却真是实情。我最讨厌装模做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子”的眼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的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后台大老板。于是，他们开始猜。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子！后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出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为流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点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这就是我所亲自领教的上一代的君子们对我的可耻手段。这种手段，不管是“传统派”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异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当年胡秋原和徐复观互骂，现在他们又眉来眼去了！郑学稼和任卓宣斗嘴，现在他们又眉目传情了＃蝴们这些同床异梦的人儿如今按捺住性子举行“联合战线”，目的说破了，不过在打击李敖和他们选定的背后靠山而已！我看他们带了一批唆暖一窝蜂地写文章、一窝蜂地下馆子、一窝蜂地涌进司法大厦，我真忍不住窃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六年，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疑神疑鬼”＃蝴们这样子乱棒围剿、恶言栽诬，我只觉得他们可怜。我在答吴心柳先生的信里，曾这样的批评他们说：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
他们代表上一辈中最好勇斗狠言伪而辩的一群，也是既不择手段又神经过敏的一群。以他们那种悲惨的身世与遭遇，他们已经无法了解什么是独立的人格，更无法想像真正的男子汉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们总以为一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一写文章，就一定有后台老板的撑腰，他们自己靠大树靠惯了，看到别人独来独往，他们就觉得别扭了！
从某些角度看，这些爱舞文弄墨的上一世代的人儿还算是高明的，因为他们比起另外一批老顽固来还算不顽固。另外一批老顽固是义和团式的国粹派，这批人的迂腐与酸气，简直使人吃不消；与这些老顽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顽固，在新顽固的编织下，台湾变成了十足的“文化沙漠”，报纸上的陈腐舆论、文坛上的八股文艺、杂志中的烂套掌故、学校里的肤浅师表……到处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可怜的＃蝴们缺乏营养、缺乏气魄。可是这不能怪他们，该怪的是环境与教育。充满了失败经验的上一代人们没有理由责备这一代，像郑学稼先生所高调的：
今日台湾的同年龄的青年，不能想像〔有“浪子”气质的〕那世代人所干的事。一个国家的青年，骑单车，以太保太妹的姿态驰骋于西门町和衡阳街，总不是这国家的需要！（《文星》三十